7日，南昌起义失败后几天，共产国际派特使罗明纳兹来到中国，由于代表不齐，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又称“八七会议”。

经大会讨论，后来稍作修改，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发出。报告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扭转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误”，结束了陈独秀路线。

在8月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了三常委为中共新领袖。这三常委是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名义上三人都是常委，实际上以瞿秋白（28岁）为首。

共产党听从了莫斯科的指挥，放弃了毛泽东所主张的建立乡村苏维埃的计划。

罗明纳兹在会上始终是个“中心人物”，他在纠正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右倾错误，提出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方针等问题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他也把共产国际和他自己的“左”倾错误观点带到了中共内部，为中共中央制定“左”倾错误政策开辟了道路，同时，他还将联共（布）内部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带到了中共内部，开了过火斗争的先河。

参加八七会议的主要人物：（上排左起）毛泽东、邓小平、瞿秋白、任弼时、张太雷，（下排左起）邓中夏、苏兆征、李维汉、罗亦农、陆定一

1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特派代表身份，在江西南昌主持武装起义，代行政治局职权。

张国焘曲解了党中央关于“起义要慎重”的意见，要求重新讨论起义。

愤怒的李立三和周恩来拍案而起。当时，知道起义秘密的人已过百，一些起义部队正在调动，起义已经无法阻止。最终，张国焘只得服从多数。

3日，起义部队开始撤离南昌。为了保存革命武装力量，前委只能按照起义前中央的决定，率军撤离南昌，取道临川（抚州）、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图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占领出海口，然后取得国际援助，重新举行北伐。

刘伯承后来回忆说：“凑合仅二万零五百之兵力，而暴动于环敌十万之中，起义部队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加之起义发生在工农及军事力量减削与消沉之时，工农不甚觉悟，形势不好，我军内大半由非党同志领导，所以起义部队很难在南昌站住脚跟。”

4日，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率部脱离起义部队，带走四千五百人。

这一变故引起军心动摇，第二十军参谋长陈裕新及第五团约700人也离开起义部队，投奔了唐生智。

25日抵达瑞金以北之壬田附近地区，打了南下以来的第一仗，虽歼敌大部，但起义军也伤亡一千七百余人。

至此，起义部队经过近一个月的行军作战，减员近万人。

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爆发。

时任南昌公安局局长朱德、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国民革命军2万余人，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几小时激战，全歼驻南昌敌军3000余人，于拂晓占领南昌。

27日，鲍罗廷从武汉离开回苏联

13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鲍罗廷指导改组后的中共中央，起草并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

《宣言》严厉谴责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的倒行逆施，指出武汉政府正在进行的“分共”阴谋，实足以使国民革命陷于澌灭。这种政策使武汉同化于南京，变成新式军阀的结合与纷争。《宣言》还揭露了武汉政府内反动军官残酷镇压工农运动的罪行，重申中国共产党将永远为工农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奋斗，并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宣布撤回参加武汉政府的全体共产党员。但由于共产国际不准退出国民党，《宣言》也宣布不退出国民党。

14日，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发表声明，脱离国民政府，谴责蒋、汪：“他们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

14日夜，汪精卫下达了“分共”密令。

15日，武汉爆发“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大批的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之中。中国共产党完全转入了秘密地下活动。

18日，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作出重要决定：在南昌组织武装起义！

汪精卫

21日，从庐山归来武汉之后，鲍罗廷宣布增加一名中共政治局常委——瞿秋白（28岁）。

从此，瞿秋白成为中共的第二任领袖，虽然他当时的名义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瞿秋白

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成立，陈独秀停职

18日，张作霖在北京自封为中国海陆军大元帅

4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起草、陈独秀签名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指出:“在选择道路上，国民党已无丝毫犹豫的余地，土地改革是到革命之路，反动军阀所取者是反革命之路。革命的国民党不可站在一个分歧的路口。”

在陈独秀看来，拉住汪精卫保全统一战线的唯一办法不是发文章、作决定，而是实实在在地向汪精卫让步、取消工农运动。

10日上午，张国焘找到汪精卫。汪精卫虽然客客气气地接待了他，但只说准备去车站接冯玉祥，并没有要谈下去的意思。

张国焘没有理会汪精卫的拒绝之意，向汪精卫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争取冯玉祥支持武汉政府，否则党国的安危和他个人的前途不堪设想；

二是武汉内部的国共关系、工农运动等问题，都可以经过协商来解决，中共保证全力支持武汉政府。

汪精卫虽然饶有兴趣地听着，但又作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只说要与谭延闿等人商谈后再作决策。张国焘自知已无回天之力，便于11日匆匆赶回武汉，将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中共中央领导人与鲍罗廷商量的结果，是等郑州会议情况完全判明和莫斯科的指示到达之后，再作决定。

29日，唐生智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表反共宣言，要求武汉政府“分共”，并强占工会会所，拘捕共产党人。

当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张太雷、谭平山等人在鲍罗廷处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决定公开宣布解散纠察队，实际将纠察队人员编入尚能容纳共产党人的张发奎的军队。

武汉的军队开始向南京挺进，南京的军队亦向武汉开拔。冯玉祥趁机占领了陇海线的东段。

10日，汪精卫应冯玉祥邀请，去郑州和冯玉祥、唐生智举行秘密反共会谈，持续了三天。

郑州会议后合影，前左五为汪精卫

19日，冯玉祥则与蒋介石在徐州秘密会议，两天以后，两人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冯玉祥决定支持蒋介石。

21日，冯玉祥给汪精卫拍了一份电报，敦促他立即释放在押的鲍罗廷，并说武汉方面的官员有意者可以加入南京国民政府。他还补充说，无意加入者应利用这一时机去外国访问。

蒋介石正式向宋美龄求婚。宋家为此召开一次家庭会议。宋霭龄赞成，而宋子文完全不同意。宋美龄已明确向蒋说明，没有宋母的同意，她不会和他结婚，而宋母并不怎么重视这一婚事。

22日，周恩来列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25日，周恩来再次列席常委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担任中央军人部（军事部）部长。中央还决定，作为军人部部长，在必要时周恩来可以参加中央常委会议。从此，周恩来成为中共中央军事工作的最高领导者。

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代理张国焘的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工作。

从此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周恩来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21日，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反革命政变，调动军队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机关发起突然进攻，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百多人。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马日事变”。

17日，唐生智手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武汉政府，发表反共通电，说共产党“借口总理容共，而喧宾夺主，以暴君政治扰乱我两湖”。

21日，唐生智手下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叛变，屠杀共产党员。

5日，汪精卫、陈独秀两人一起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重申共产党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且进行了辟谣。

因为有谣言说，共产党企图破坏国民军，并攻击租界；而国民党准备解除共产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并将共产党开除出党等。

1日，汪精卫从苏联回国至上海。

6日，张作霖派警察搜查了苏联使馆，他们在苏联使馆中发现，中共的建党人之一李大钊和另外35名共产党员在那里避难。

张作霖当时的外交部长宣布中断与苏联的关系，并且通知苏联人回国。

28日，张作霖下令杀死了李大钊及另外19个共产党人。

7日，支持蒋介石的军官到达上海，他们立即与蒋介石、李宗仁和上海警备区司令白崇禧秘密商议，讨论“清党”问题。

8日，蒋介石建立了一个临时行政委员会，以取代共产党建立的上海临时市政会。

10日，蒋介石及其支持者（自称是清查委员会）举行正式会议，以政令形式通过了各种方案。所有的入党申请暂时停止，任何重新登记的党员必须受到三个月的调查，每个党员必须每两周向其所在支部报告自己的政治活动。会议还决定，取消武汉政府，国民党中央总部迁至南京。

11日，蒋介石发布了一项密令：没收2700名共产党工人纠察队员的枪。

12日，蒋介石的支持者采取行动，在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南京和上海同时进行“清洗”。

17日，在武汉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列举了蒋介石的12条罪行——其中包括对人民的屠杀和对党派活动的压制。蒋被开除出党并被解除了所有职务。

逮捕蒋介石的通辑令也发布下来了，目的是“按照镇压反革命的法令对其进行惩罚”，甚至他的头也被估了价，而且是两种标价：抓到活的赏25万两银子，抓到死的则为10万两。

15日，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国民党右翼领袖在南京召开会议。

当天夜里，在蒋介石的命令下，警察和军队包围了设在广州的工会和国民党的办事处。所有的苏联顾问都被拘留起来，共抓了2000人左右。几名黄埔军校学员和一些女学生被处决。蒋介石还命令，所有逃跑的共产党员必须在10天期限内自首，否则一律处以死刑。

24日，蒋介石主持召开海军和陆军会议，决定重新开始北伐。然而几乎是同时，南京方面发现武汉政权也有同样的打算，于是北伐再次搁浅。

25日，30万人在武昌集会，声讨蒋介石及其政府。

中国又回到了最严重的混乱状态，武汉、南京两个政府都宣称其革命合法并继承了孙中山的遗志。在北方，张作霖大权在握，仍自行其是。

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重申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号召与共产主义彻底决裂。

“如果我们允许他们那可怕的政见蔓延，”他说，“一切都将成为泡影。”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

国民党中左派反共分子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自己任中央军委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14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邓泽如、陈果夫等在南京举行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并致电武汉：15日开四中全会。

由于武汉方面执监委员未到．改为谈话会。

谈话会通过取消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成立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建都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取消武汉国民政府；取消跨党分子党籍等决议。

16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推选谭延恺为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17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加派萧佛成、蔡元培、李石曾、邓泽如、何应钦、白崇禧、陈可钰、陈铭枢、贺耀祖9人为政治会议委员；复推选胡汉民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18日，南京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成立典礼。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授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受樱请在武汉的原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及原代理主席谭延恺来南京行使职权。成立典礼上举行了阅兵式。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大会上，发布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关于定都南京的宣言以及《国民政府宣言》，提出国民革命方略4条：

①密切革命军与人民的配合。

②造成廉洁政府。

③提倡保护国内实业。

④保障农工团体利益并扶助其发展。

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会上称：

他和共产党的分歧在于三方面：

1．我们是谋中国全民族的解放，所以要各个阶级共同合作，不是要一个阶级专政，使其他阶级不但不能解放，而且另添一个最残酷的压迫阶级。

2．我们认定中国民族当有处分自己之权。自己利害，只有自己知道亲切，自己能通盘打算；“东交民巷的太上政府”断不能代以“鲍罗廷的太上政府”。

3．我们既为解除全国的痛苦来革命，所以必须于革命过程之中，力谋减轻民众所受的痛苦。我们希望军事早日成功，从事建设事业，使社会有正当发展的道路可达，而共产党则力谋将所有社会基础破坏，用大破坏来造成大暴动，用大暴动来攫取政权。

27日，在武汉武昌第一小学，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宣布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80名代表代表着5.8万名共产党员出席了会议，30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一致强烈地批判陈独秀，“我们的党，只注意了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陈独秀的错误，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因为他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时，只求团结，不讲斗争，对蒋介石一味退让。

在一项决议中，决定剥夺共产党控制区内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的财产。但对属于民族主义军队官员的土地则给予特别的豁免。

陈独秀，连任五届中共中央总负责人

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八十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等出席了大会。大会本应就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系列生死攸关的问题作出正确回答，以挽救危亡的局势，然而遗憾的是，大会虽然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在指导工作中的右倾错误，通过了一些与右倾政策相对立的决议案；但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如何防止武汉政府右倾、如何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军队、如何进一步和普遍发动工农等都没有认识到或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因而也未作出正确的回答。

中共“五大”会址（武汉）

12日凌晨1时，蒋介石派遣的一队队全副武装、臂缠“工”字符号的人马，看上去像工人纠察队，却突然袭击了上海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的工人纠察队队部，拉开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序幕。随即，蒋介石对国民党内的共产党进行清洗。

一种说法是：蒋介石与青帮头目杜月笙达成了协议，青帮屠杀了数千名工人领袖和工人，300人被打死，5000人失踪，周恩来也被逮捕，后与一个他在黄埔军校的学生逃走。

21日晨，中共上海区委发出了举行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命令。周恩来担任起义总指挥、赵世炎任副总指挥。战斗在上海市内分七个区进行，经过30个小时的激战，共产党在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领导下，在组织的80万工人罢工配合下，共产党武装了工人纠察队，到22日下午6时，攻克了敌人的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全歼北洋军阀部队3000人和警察2000人，占领了上海，建立了临时市政府。

1927年3月21日，上海爆发第三次工人起义

下旬，汪精卫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

在汪精卫途径莫斯科时，斯大林专门接见了这位国民党左派领袖。

周恩来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

中共中央给周恩来的首要任务，是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蒋介石在和共产党分裂前夕曾说：“民生主义对于土地承认私有制，而共产主义完全是取消私有制。这一点原则上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同的。”

国民党政府从广州已迁至武汉，1日起开始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