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尽可能地避免和日本人发生任何冲突。

5日，当阎锡山得悉日本帝国主义将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时，便以高价收买机师，乘飞机从大连潜回大同，随即转赴家乡河边村“隐居”。

中旬，在徐向前、曾中生等率领下，红四军第十、十一、十二师的五个团由商城亲区出发，冒着酷暑行军，直取英山。

按照中央分局和军事委员会的部署，红四军打下英山后，下一步是向安庆进军。但是，曾中生、徐向前等人在估计了敌情与地势，特别是群众的革命基础和及时配合中央苏区行动的要求后，认为不如出蕲黄广直捣武穴为好。因此，“曾中生同志最后决定，红军趁势进据蕲、黄、广，一面行动，一面将这一决定报告分局”。

张国焘得知后大为恼怒，连续写了三封信，提出严厉批评。红四军接到张国焘的信后，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便当即命令部队撤除叶家湾之围，北进至英山以南的鸡鸣河。

9月4日在曾中生主持下召开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上，通过了给中央分局的“申明书”，并决定派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赶回新集，向中央分局陈述意见。

张国焘主持召开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事委员会紧急会议，中央分局、军委会决定：由陈昌浩接替曾中生任红四军政治委员。

10月上旬，张国焘在泼陂河召集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作出《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红四军的决议——改造红四军路线上的错误的具体方针》，对红四军的南下行动进行了严厉指责，对部队的军事、政治等各方面工作进行了系统批评，并且对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曾中生予以重点打击。

曾中生被张国焘以“反抗中央分局”“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的罪名，撤销政治委员身份，调离部队接受考察。

21日上午，向忠发来到妓女杨秀贞那里，过了一夜才走。

22日清早，当向忠发来到静安寺英商“探勒”汽车行叫出租汽车时，忽地一群人一拥而上，把他逮住，当即用汽车押往善钟路（今常熟路）捕房。

向忠发被捕后，就供出了陈琮英（任弼时夫人陈林）和杨秀贞的住址，使她俩马上被捕。

后又供出了设在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1141号的中共秘密机关，使那里的中共工作人员张纪恩、张越霞被捕。

向忠发带着特务们去抓周恩来、瞿秋白，扑了个空。因为周恩来、瞿秋白闻讯已经转移。

由于向忠发已供不出别的中共秘密机关，蒋介石下令就地枪决

24日，向忠发在位于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内被枪决。

国民党苏州反省院所印向忠发自供状

位于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

被枪决前的向忠发

10日中午，在香港海员的一次会议上，蔡和森刚刚露面，顾顺章便和四个便衣特务一起扑上去，抓住了蔡和森。

蔡和森在狱中坚不吐实，遭到酷刑毒打。最后，他被用铁钉钉在墙上，仍不屈不挠，直至刺刀刺进他的胸脯，鲜血喷涌而死。

在粉碎国民党第三次“会剿”后，党组织派李先念回地方开展工作。李先念当选为陂安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管辖20多万人口。

5日，中日双方代表在上海英国领事馆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根据协定的内容，中国实际上承认日本军队可以长期留驻吴淞、闸北、江湾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扎设防。

《淞沪停战协定》签定现场

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赴鄂豫皖根据地，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

红四方面军越战越强，根据地日益扩大，成为三大根据地和三支主力红军中发展最快最强的一支。

应王明中央派出“得力”干部到各苏区，张国焘主动要求，到鄂豫皖苏区任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主席。

到任伊始，一手抓经济建设，解决粮食短缺问题；一手抓党的建设，整顿党的组织，采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处分了鄂豫皖根据地的主要开创者舒传贤，以图在鄂豫皖党内军内形成威慑之势。

恽代英系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教官，黄埔军校同学录上登载着他的照片。

当时恽代英关押在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化名“王作林”，未被识破。

顾顺章告密，说出“王作林”即恽代英。

经查对，“王作林”果真是恽代英。劝降失败，恽代英被押往刑场，于29日中午枪决，年仅36岁！

恽代英

中旬，顾顺章由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后，并没有立即返回上海，而是路过武汉汉口时，竟化名登台表演魔术，被当时中统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发现，于24日在武汉汉口江汉关附近轮渡码头遭到国民党特务逮捕。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卖身求荣，道出了中共重要机密：“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私人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党员！”

顾顺章（前排中）

元旦过后，张国焘和杨子烈踏上了东行的列车，途经满洲里、哈尔滨到达大连，再搭上一艘日本轮船直赴上海。

共产国际为他们准备了回国必备的衣物行装，还给他们搞到了两本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护照”，上面注明张国焘夫妇系由德国留学返回。当然，名字是假的。

20日前后，张国焘夫妇安抵上海，住进东方旅社。巧的是，一小时后，杨子烈在马路上竟遇到先期归国的沈泽民，从而使张因焘很快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中旬，红一军在商南与红十五军会合后，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旷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参谋长，曹大骏任政治部主任，全军一万两千余人。

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三人为常委。

此时，张国焘和妻子杨子烈尚在从莫斯科返回上海途中，至1月中旬才到达上海。

王明虽未进入常委，但这颗“新星”在米夫支持下已掌握了中共中央的实权。

罗章龙召开“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成立“非常委员会”。走上了成立“第二中央”“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之路，进行分裂活动。周恩来出面找他谈话，无效。

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

17日及18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公安局、英租界闸北捕房突然大规模出动，一下子在上海天津路275号、中山旅社6号房间、三马路（今汉口路）东方旅社31号房间等处，密捕了共产党干部30多人，其中有10位是中共省、市委书记，包括何孟雄、林育南等，也包括作家李求实、柔石、冯铿、胡也频、殷夫等。

2月7日，其中的24人饮弹于上海龙华刑场。

这次大搜捕，据查是《红旗日报》交通唐虞（又名王掘夫、唐禹）告密引发的。但当时王克全则说是“中央告密”。此处“中央”即指王明——因为被捕者大多数是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反对王明的人。究竟是谁，迄今仍未最后查清。

7日上午8时半至晚上11时半，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原先中共的主要领导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退出了政治局。李维汉、贺昌退出中央委员会，增补王明、沈泽民、夏曦等九人为中央委员。

米夫拟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名单如下：

政治局委员9人：向忠发、项英、徐锡根、张国焘、陈郁、周恩来、卢福坦、任弼时、陈绍禹（王明）。

候补政治局委员7人：罗登贤、关向应、王克全、刘少奇、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

罗章龙和他的支持者与米夫、王明发生了正面冲突。

罗章龙一派的史文彬站起来，宣读了一张补充中央委员名单：“刘成章、吴雨铭、李震瀛、袁乃祥、孟宪章。”

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艾伯特决定：“参加会议的都有表决权。”米夫提出的名单得到了多数票。罗章龙一派失败。

蒋介石、宋美龄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

共产国际要求李立三到莫斯科作检查，李立三的妻子正临产，只能嘱托给一个老工人。

5日，李立三前往苏联，在苏联检查了15年，甚至被押上军事法庭，投入监狱……

国民党军队以十万兵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在地方武装和游击队的配合下，红一军和前来支援的红十五军携手作战，于1931年1月初打退了敌人的“围剿”。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王明苦苦追求的女同学孟庆树回国后在上海被捕，

22日孟庆树出狱。“刚出班房进洞房”。

23日，她便与王明结婚了。

10日，蒋介石发布了一个纲领，其中包括“根除共产主义”、重建财政、实施廉洁而有效的行政、发展经济及区域自治等五项任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从莫斯科向中共中央发来了《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这封信改变了共产国际7月决议对李立三错误性质的看法，突然升高了批判李立三的调子，把他的错误上升为路线错误，并否定了六届三中全会的积极作用，戴上“调和主义”的大帽子，指责三中全会没有对立三路线的右倾实质加以揭露和打击。等于在政治上宣判李立三“死刑”：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立三同志的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于是，共产国际一面派米夫到中国“纠正”三中全会的所谓“调和”错误，一面召李立三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检查自己的错误。

国民党反蒋各派在中原大战失败，撤销了太原的扩大会议，“国民政府”和“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随即先后解体。

15日，阎锡山宣布下野。

张学良（30岁）坐山观虎斗，当局势日趋明朗时，于18日通电拥蒋，派兵入关，张学良的部队接管了北平。

面临南北夹击之势，阎锡山、冯玉祥等反蒋军全线崩溃，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

张国焘在同共产国际领导同志谈话时，曾指出中共中央在立三领导下违反了国际路线，并表示要向共产国际提交自己的意见书。

28日，在六届三中全会闭幕当天，会议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名，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电报内容如下：

张国焘同志认为，“李立三领导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歪曲了共产国际的路线”，中共中央三次全会一致声明，张国焘的论断是不符合实际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这次纠正中央政治局的错误时认为，政治局在自己的工作中执行了共产国际的路线，同时也犯了局部的策略错误和组织错误，因此号召政治局进行布尔什维克式的自我批评，承认和纠正自己的错误，目的在于大力加强党的领导。中央政治局完全接受这些指示，中央三次全会以布尔什维克式的勇气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并且坚决地纠正了错误。张国焘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与共产国际的立场直接对立的。毫无疑问，断定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与共产国际的路线相对立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因此，三中全会认为有必要让张国焘同志返回中国参加实际工作，并请共产国际立即把他派回中国。

24日至28日，中共在上海麦达赫司脱路（今泰兴路）的一幢豪华洋楼里，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贯彻共产国际“七月决议”。

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路线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因为对目前的革命发展形势在程度上有了过分估量，遂致造成中央的个别策略上的错误。

会上，瞿秋白说李立三“犯有‘左’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对李立三只是撤销他的常委职务，仍保持政治局委员职务。

中共政治局三常委改成了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换成了瞿秋白。

会议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决定恢复党、团、工会的正常工作。

9日，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职另组的“国民政府”主席。

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组成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

27日，红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长沙这个实际上没有设防的城市。

在对长沙进行了10天的占领之后，红军又被国民党军队赶了出来。

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与瞿秋白和周恩来，一起起草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又称“七月决议”。

月底，周恩来和瞿秋白从莫斯科动身回国。

国民党反蒋各派，由汪精卫组织，在北平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史称“北方扩大会议”，决定另组“国民政府”，推选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邹鲁、唐绍仪、张学良为委员，以阎锡山为主席。

11日，李立三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对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一整套“左”倾错误主张，要求全国各地准备马上起义。

不久，制定出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

这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它一度在党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

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后来被称为“立三路线”的“纲领性文件”。

王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由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兼任。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后改称红一军团）在福建长汀成立，朱德任总指挥。

27日，由于叛徒告密，张国庶（张国焘二弟）在南昌被捕。当时南昌警备司令张辉瓒亲自派员审讯，张国庶受尽酷刑后被绞杀，尸体被抛入赣江，年仅2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