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17日，戴笠乘的飞机撞在南京附近的江宁县板桥镇戴山，全机人员被摔死。

20日，外蒙古人民在外蒙当局和苏联的监视和控制之下举行公民投票，结果显示97.8%的外蒙古公民赞成外蒙古独立。

18日，武汉中山公园设立受降堂。驻汉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冈部直三郎向中国陆军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投降。

刘邓大军发起了著名的上党战役，歼敌十一个师及一个挺进纵队，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接着，刘邓大军又移师东进，阻击沿平汉铁路北犯的国民党军队，取得了邯郸战役的胜利。

日军投降后，74军57师配属新6军空运南京受降，张灵甫升任74军中将军长兼南京卫戍司令。

15日，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而告终。

14日至23日，蒋介石连续给中共发了三次“万急”电报，特邀毛泽东亲临陪都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假和谈”的阴谋早有察觉，对局势也有清醒的认识。但经过慎重考虑，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露蒋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国政府的阴谋，以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2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决定毛泽东亲自前去重庆。

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张治中特意到延安迎接毛泽东等人。

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张治中的陪同下飞抵重庆。

14日，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王世杰和苏联政府代表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该条约的主要内容是针对外蒙古的主权问题，换文内容显示，鉴于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独立愿望，中国同意在日本战败后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外蒙古是否独立。

中国同意在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领土主权完整，不干涉新疆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条件下，依照公民投票结果决定是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国民政府签订此一条约就是默认外蒙独立。

内容包括：

（1）中苏两军协同其他联合国对日本作战，直至获得最后胜利为止。在战后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援助。

（2）中国长春铁路，为中苏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

（3）大连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籍人员担任；中国应将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于苏方；苏联经该口之出入口货物，均免除关税。

（4）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该海军根据地由苏联担任防护。

（5）苏联根据友好同盟条约所给予中国的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

第五军49师被裁撤，胡长青的45师被调入。

在抗战期间，邱清泉曾在胡宗南麾下担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西安第七分校副主任，和胡宗南算是有点交情。

胡长青

5日，王耀武成为国民政府设置的陆军总司令部（下辖四个方面军）所属的第四方面军（辖第十八军、第七十三军、第七十四军、第一〇〇军）中将司令官，与老资格的卢汉、张发奎、汤恩伯并驾齐驱。

20日，张灵甫在少将的军阶上只停了不足百天，就升任第74军中将军长，升迁令附带着一纸短函：“战务紧急，请务于2月21日赴南京报到。”

张灵甫立即给同在上海执行任务的副军长打电话，简短地通知了两件事：一是明天和他一起去南京，二是“把你的西装和皮鞋借给我，我今晚结婚”。

抗战胜利后，经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程潜主婚，年仅17的王玉龄于上海金门饭店和时任国民党七十四军中将军长的张灵甫结为了夫妻，王玉龄成为张灵甫四任妻子，此事曾轰动一时。

婚礼只有七个人参加，没有晚宴，没有主持人，新郎自己祝自己新婚愉快。他说，“身为军人，国难当头，即便是婚礼也不宜多讲，不宜铺张。我能说的就一句：我娶了个好老婆，这比什么中将军衔更重要，战争结束之后，如果我只会讨饭，那也很好，那时候，我在前面唱莲花落，老婆可以在后面给我拿碗。”

七个人把夫妻俩送到上海火车站，他们的新婚之夜，一个睡在上铺，一个睡在下铺。

张灵甫每天忙于训练，王玉龄则搬进了南京郊区的74军军属楼。

后张灵甫在南京二条巷79号的蕉园1号（后改为51号，现属白下区）买下了一栋花园别墅，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张灵甫白天驻扎在城外，但凡进城，哪怕仅五分钟空闲，也要拐到家里看看妻子。

张灵甫保送入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二期深造。

抗战胜利后，经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程潜主婚，年仅17的王玉龄于上海金门饭店和时任国民党七十四军中将军长的张灵甫结为了夫妻，王玉龄成为张灵甫四任妻子，此事曾轰动一时。

两人即居住在今南京白下区二条巷51号。

婚后不久，解放战争爆发，张灵甫随即奔赴前线。

24集团军改编为第4方面军，王耀武升任方面军司令，施中诚仍是74军军长，张灵甫升任副军长。 

10日，张灵甫会同前来增援的第19师一起克复永丰，之后暂留守永丰抓紧进行战地整补。

张灵甫任74军副军长兼58师师长参加第四次长沙会战。此后张灵甫一直在湘乡至邵阳一线继续与敌40师团鏖战。

常德保卫战结束后，李天霞由七十四军副军长晋升为一OO军军长兼五十一师师长，下辖第十九、第六十三、第七十五等三个师。先后率部参加长衡会战、桂柳会战和湘西会战。

4日，王耀武辞去军长兼职。 

按照军政部的规定，集团军总司令是不拥有所属各野战部队人事权的，而王耀武在卸任军长兼职之后，却在蒋介石的特许下，继续拥有该军的人事任免权。

王耀武因为战功卓著，被重庆军委会任命为新组建的第24集团军司令，下辖第73军、第74军和第100军。这三个军就是王耀武系统的基本人马。

老王升官，74军军长的职位就空了出来。

一直担任副军长，并且从补充第一旅时期就是王耀武副手的李天霞便跃跃欲试。李天霞在74军系统内资历非常深，与老王同为黄埔三期毕业，老蒋八大金刚之一的钱大钧还是李天霞的亲戚。

在74军内部，李天霞的职务一直比张灵甫高一级半。按常理来说，李由副军长转正，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李天霞要升任军长的消息在74军传开之后，张灵甫头一个站出来表示反对说：“欢迎施军长（施中诚）回来领导74军。”

25日，王耀武升任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七十三军、第七十四军、第一〇〇军）兼第七十四军军长。

王葆心担任罗田县志馆馆长。主纂《重修罗田县志》，后因过度劳累去世。

3日，在胡宗南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就将有关情况紧急密报延安。

4日，朱德致电胡宗南，声称“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

6日，又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及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徐永昌，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

10日，再电胡宗南，声称“若被攻击，势必自卫”。

10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停止行动。

11日，蒋介石复电朱德，否认有调动军队，进攻关中囊形地区一事。

1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告以“延安紧急动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

12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该文首先提出国民党将两个集团军调离黄河河防，准备进攻边区这一事实，然后向国民党提出尖锐质问。在很长时期内，延安一直担心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和日本侵略者妥协，走上和汪精卫同样的道路。

12日，胡宗南下令撤退一个师及两个军部。

13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董必武，告以“由于种种原因，蒋介石在七月十日不得不电胡宗南改变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决心，现在内战危机或可避免”。

17日，蒋介石致电胡宗南，询问“对于边区之准备现至如何程度”，要求胡“详复”。

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将原来在黄河边上防御日军的两个军调到陕甘宁边区外围，作进攻边区的准备，听候蒋的手令即行进攻。其计划是，首先攻占关中分区的淳化、栒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县。这五个县城深入胡宗南统治区，通称“囊形地带”。

29日，胡宗南复电蒋介石：“对边区作战，决先收复囊形地带。对囊形地带使用兵力，除现任碉堡部队外，另以三师为攻击部队，先夺马栏镇，再向北进，封锁囊口。”电称，预定7月28日进攻，一星期完结战局。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莫斯科草拟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

22日，交《真理报》发表。

至此，共产国际已经活动了24年。

10日，由陶希圣执笔、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由正中书局出版。全文共分八章：

（1）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2）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3）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之深刻化；（4）由北伐到抗战；（5）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之重点；（6）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7）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8）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

全文的核心是宣传只有国民党救中国，只有三民主义救中国。全篇歪曲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中国近百年革命史，鼓吹封建复古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三民主义是“推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真理，“中国之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诬蔑共产党是“新式军阀”，暗示要以武力消灭共产党。表述了蒋介石集团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治观点，集中表述了蒋介石“力行哲学”的宇宙观、认识论、伦理学和历史观，为积极反共和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作舆论准备。在第七章中，含沙射影地无理指责中共陕甘宁边区为“变相军阀”“武力割据”，为武力进攻边区制造舆论。

13日，弘一大师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

察哈尔抗日战争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活动之一。虽然察哈尔并不是抗日的主战场，但该地区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游击战区。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与日军展开了多次小规模战斗，造成了日军的困扰。

这一系列战斗进一步深化了中共的游击战术，增强了地方抗日力量的信心，并且有助于扩大中共在抗日战线的影响力。它表明，中共在游击战中的灵活性和策略性为抗日战争提供了不可忽视的支持。

长衡战役发生，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与日军在湖南、长江流域进行的一次重要战役。长衡战役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长江下游重要城市，并防止日军深入中国内陆。

在这场战役中，国民党军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尽管最终日军占据了部分地区，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展示了抵抗侵略的决心。

1942年春季，尤其3月开始，日本空军开始加大对重庆的空袭力度，重庆是当时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日本希望通过摧毁重庆，削弱国民政府的指挥能力和抵抗意志。重庆成为了抗日战争中遭受重创的城市之一。日本空袭通过大量轰炸和散布炸弹，给重庆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重庆大轰炸

28日，皖南事变爆发，事变的直接原因是国民党对中共在皖南地区的根据地进行军事打击。当时中共新四军主力正驻扎在皖南，国民党军队在蒋中正的指令下展开了军事进攻，导致了双方的激烈冲突。国民党的行动导致了新四军一些指挥官的被捕和部分地区的失守。

皖南事变虽然没有导致全面的内战，但它加剧了国共两党间的矛盾，也暴露了国民政府对中共的敌视态度。长期以来，蒋中正认为中共是最大威胁，而中共则坚持抗日是第一任务。这次事变给战时合作带来了巨大挑战，虽然最终双方通过谈判达成和解，但这一事件深刻影响了国共关系。

1日，中华民国政府公布实施《国民经济建设总计划》，国民政府宣布实施经济建设总计划，旨在应对战时经济困境，提高民众生活水平。

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中美英正式对日德意宣战，中国战区遂正式成为二战盟军反法西斯战争战场。

盟军委托蒋中正任中国战区（含越南、泰国、高棉，高棉为今柬埔寨、老挝）统帅，派史迪威中将任蒋参谋长。

英国封锁之滇缅路亦开放向中国后方运补。同时，国军也派出精锐部队远征南方，留下了转战缅因、血战昆仑关等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