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公开对抗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挟制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所部南下，并另立“中央”。

八月
中旬的一个夜晚，张国焘派人将曾中生秘密杀害于四川西北部的卓克基。时年35岁。

月初，中央军委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朱德和张国焘一同指挥左路军。

七月
6日，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生于青海湟中县祁家川村一个藏族农民家里，属于藏族聚居的安多地区。

张国焘在看到红一方面军兵力比红四方面军少得多时，个人野心进一步膨胀。他迟迟不指挥四方面军北上，反而致电中央提出另一套主张，并要求首先“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18日，为了顾全大局，维护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中央政治局接受周恩来的提议，将周原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

六月
31岁的顾顺章被秘密处决，死于苏州监狱。

中旬，毛泽东率领，朱德任总司令的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

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红军北上开辟川陕甘根据地，通过了北上抗日的决定。

29日，中央军委拟订《松潘战役计划》。

懋功以北通江县两河口

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做出的决定

五月

此前部队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写信给中革军委要求改换领导。林彪信的大意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四川会理召开。会理会议批评了林彪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的正确，并表示了对毛泽东的军事领导的充分信任。

1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抢渡金沙江。红军分三路抢渡：红一军团抢占尤街渡；红三军团抢占洪门渡；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抢占皎平渡。

3日在皎平渡偷渡成功，全歼对岸国民党守军，并击溃了川军两个团的增援，俘敌600余人，控制渡口。由于洪门渡江流太急，龙街渡江面太宽，飞机低飞骚扰，两处均不便渡江。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及央军委纵队全部由皎平渡过江。

至9日，红军主力在皎平渡依靠7只小船全部渡过金沙江。与此同时，红九军团也在东川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区，渡过金沙江。至此，红一方面军跳出了几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把尾追之敌全部甩在金沙江以南。

一月
因叛徒出卖，方志敏被国民党第四十三旅俘获。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

会上，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其主要观点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他以客观原因来掩盖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接着，周恩来作了一个副报告。他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对这一错误，周恩来主动地承担了责任，并对李德、博古的错误提出了批评。

在这次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会议上，朱德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判“左”倾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会议决定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会后，朱德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道指挥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遵义会议会址

年初，国民政府决定，由梁思成担任山东曲阜孔庙修缮和养护工程的首席顾问。

十月

冬天，张灵甫率团跟随胡宗南进攻陕北苏区。家眷都留在西安。

10月，张灵甫所在的第一师在松潘草原围剿红军失败，撤退到甘肃甘谷县休整，此战失败，大家都很颓丧，胡宗南更是因此病倒，跑到南京看病去了。

32岁的张灵甫也趁此空隙，向师部请假回西安老家探亲。

吴海兰借住在堂兄张德甫的家中（西安莲寿27号）。那是一座前后两进的大院子，张德甫一家住后院，前院则租给了一对李氏姐妹。

回到西安的最初几天，张灵甫表现得和平常无异，他不仅和吴海兰在西安小住几天，白天逛街，晚上去戏院看戏，还带着堂兄家的孩子出门游玩，丝毫没有流露出异样。

几天以后，两人一起回长安县东大村，后来张灵甫又发现自己带回家的文件不见了，问吴海兰，而吴却是不理不睬，让张灵甫很是生气。

接着张灵甫带吴海兰回老家，路过母亲的墓园时，张灵甫下车去祭拜，并让吴海兰一同前往。可是因为两人发生了不快，吴海兰怒气未消，便不肯去。

僵持了一会，吴海兰虽然服从了丈夫，可是只是站在坟前，却不肯作拜，这让张灵甫更为不满，强压着怒气没有发作。

两人回到张家老院后，依然各有脾气，互不相让。你一句，我一句，一路拌嘴来到了后院菜地。张灵甫一下子没控制住脾气，拔出手枪，对着妻子的脑袋，砰的一声，一枪毙命，吴海兰应声倒在菜地里。

吴海兰

邢凤英惊恐地回头，只见吴海兰直直地倒在菜地里，鲜血瞬间染红了身下的泥土，而张灵甫正握着一把手枪站在一旁，眼神冰冷得吓人。

邢凤英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往门外跑，甚至忘了呼救，出门时还下意识地，帮张灵甫带上了菜园的门。

事发之后，张灵甫异常冷静地处理了现场，先是烧掉了吴海兰的衣物，随后将尸体藏匿起来，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独自返回西安城，整理并烧掉了吴海兰的一切。没多久，他在当地的《西安日报》上看到了揭发自己的杀妻报道，一经打听，才知道是租住在前院的李氏姐妹所谓。为了暂避风头，张灵甫迅速离开西安，回到了部队，让人意外的是，这份报道最终也没有掀起什么风浪。

张灵甫把人打死后，没有做任何的交待和后事处理，便直接回到了军营，把烂摊子丢给了家里人。直到消息传到吴海兰娘家人耳里，才有了吴家人坚持不懈地上告之事，吴海兰的哥哥吴正有，一路从四川广元跑到西安，不仅向当地法院递交了诉状，甚至还找到了第一师投诉，然而没人愿意得罪中央军，第一师也选择了装聋作哑，吴正有的诉状也就没了下文。吴正有投诉无门，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将诉状递交到了吴海兰生前参加的西安妇女协会，还在西安街头四处张贴告示，控诉张灵甫的罪行，要求将其绳之以法。至此，“团长古城杀妻”案引发了全国舆论。

此时张学良被老蒋调到西北，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张学良的妻子于凤至也因此经常来往于西安。张学良夫人于凤至来到了西安，妇女协会把吴正有的控告信转到了她的手里，于凤至回到南京就把此事告诉了宋美龄。宋美龄告知蒋介石后，蒋介石一听有人告状，说自己的黄埔门生无理杀妻，非常生气，立刻吩咐下面将人送南京军事法庭查办。

可胡宗南对张灵甫格外照顾，没有按照命令直接逮捕张灵甫，只是私下告知他，让他自己去南京主动请罪。

张灵甫在投案之前，回了一趟长安县的老家，并且将自己所有的积蓄都留给了家人，或许是感动于结发妻子邢凤英对家人的照顾，张灵甫对其也表现出了难得的温柔和感激（邢凤英或许就是在这期间怀孕）。

四十年代的邢凤英和儿子张居礼以及吴海兰的女儿张清芳

张灵甫对此毫不在意，一路上走走停停，钱花光了就靠卖字为生，毕竟他的书法在南京小有名气，当时夫子庙一带不少店铺的招牌都出自他手。

就这样，他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慢悠悠地抵达了南京，丝毫没有认罪的紧迫感。

在南京军事法庭上，经过简单的审理，起先初审内定是要判处张灵甫死刑的，连名字也被打上了红勾，择期待决。在被判处死刑之际，张灵甫在狱中染上了疟疾，几乎奄奄一息。模范监狱的典狱长和他的关系不错，他对张的处境表示惋惜和同情，并竭力为张灵甫打气，还悉心安排狱医为张灵甫治病。不久之后居然起死回生，战胜了病魔，于是他又重新燃起了求生的欲望，听从典狱长的劝说，向军事法庭递交了申诉书，判决就被改判为十年有期徒刑，关押在老虎桥模范监狱。

但这座监狱对张灵甫而言，更像是一处特殊疗养院，因为他住着单人牢房，每日除了吃饭和睡觉，就是专心练习书法，受到各种优待。

大约在监狱待了快一年以后，张灵甫得到了两个好消息：

第一，他的妻子邢凤英为他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张居礼。

第二，军事法庭的人派人去了一趟西安以后，不久爆发了中外震惊的西安事变，而更加意外的是，1937年年初他就被无罪释放。

团长古城杀妻案

顾顺章叛变“有功”，却并未得到重用。在中统头子徐恩曾看来，他毕竟是从中共叛变而来，不委以重任，不赋予重要实权，招致顾顺章不满。顾顺章跟军统头目戴笠眉来眼去，更使徐恩曾恼怒。这样，徐恩曾以“不服从命令，企图别树一帜”的理由，下令处死了顾顺章。

孔祥熙宣布：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集中掌控货币发行权，发行法定统一货币，简称“法币”。

胡焕庸提出“胡焕庸线”，即“黑龙江瑷珲-云南腾冲”，中国人口96%在此线东南

公元1934年
十二月

17日，红军进入贵州黎平。周恩来找上门去说服李德，两人发生了大的争执，最后不欢而散。

18日，周恩来在黎平城里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会上，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关于西进贵州的意见，李德则一再反对，阻挠会议通过相应的决定。极有修养的周恩来实在忍无可忍，他站起身，对着既不懂军事又不懂中国国情、历来瞎指挥的李德愤怒地拍起了桌子，吓得中途进来冲开水的警卫员站在一边发愣。这是周恩来少有的一次以拍桌子来表示对对方愤怒的行动！

尽管黎平会议上李德也怒火冲天，但在周恩来、毛泽东等人的坚持下，会议还是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由于中央领导人内部仍存在大的争论，会议还决定到贵州遵义后再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经验和教训。

11日，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到达湖南通道县城。

中央负责人之间在红军战略行动方向上发生了重大的争论——是北上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还是西进转向贵州建立川黔根据地。

博古、李德仍旧主张北上湘西的方针，而毛泽东提出红军必须西进。

周恩来和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李德见没有多少人听他的，愤然离开会场。

北上的路上，有蒋介石早已布下的五六倍于红军的重兵，去那里就等于钻进蒋介石的口袋，红军必亡无疑；西进，则是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山区，红军可以摆脱围追堵截，得以生存。

十一月

王耀武率部在皖南谭家桥与红十军进行遭遇战，激战终日。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在此役中牺牲，红二师师长胡天桃被俘。经过这次战斗，迫使红十军不得不重返赣东北根据地。

十一月

13日，一个月前回杭州秋水山庄寓所养病的《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和他的儿子史咏赓及咏赓的同学邓祖询，坐在一辆装有防弹玻璃的小轿车，在京沪公路上由杭州正向上海方面疾驶，汽车驶到海宁县博爱镇翁家埠附近时，忽见一辆老式别克牌敞篷车横在公路当中，六七个壮汉围在车旁，像是在检修汽车。史量才刚要叫司机放缓车速，只见对方有人招手让他们停车。司机刚把车停下，就有几人同时拔出手枪，向坐在前排的司机及邓祖询射击。那手枪的威力极大，车前的防弹玻璃竟然被子弹打穿，司机和邓祖询当即身亡。坐在后排的史氏父子急忙从两边跳出车门，分头往路基下面的庄稼地里逃跑。史咏赓年轻跑得快，三个持枪的壮汉也未能赶上他，只得沮丧地往回走，史量才却因年纪大，身体又不好，根本跑不动，慌忙中竟躲进一所茅屋后面的水塘。过了好大一会儿，他以为追赶的凶手已走远，便探头向公路方向张望。就在此刻，一枚子弹射来，击中了他的头部身亡。自此，史量才遭戴笠委派的国民党特务枪击身亡。

十月

由于共产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南京国民政府所属军队占领瑞金，红军被迫长征。

10日，红一、三、五、八、九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离开瑞金，踏上了在中国军队史上极少有的且震惊世界的战略大转移的征途。

七月
钱学森（23岁）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铁道门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留学生，被指派学习航空专业。

六月

美国突然通过《白银收购法案》，开始在国际上大肆收购白银，致使白银价格快速上涨。

这对中国经济是一记重创，因为国际银价上涨，国内白银向外走私有利可图，由此造成了更大规模的白银外流。

短短三个月内，白银净流出达2亿两，国内工商业因此元气大伤。

一月

29日，徐向前指挥红军发动了对广元的进攻。张灵甫的第1团和其所在的独立旅，就在广元城内迎击红军的进攻。广元城城垣坚固，独立旅弹药充足，武器装备精良，红军连攻数日，依然无法突破。再坚持下去，只是徒增伤亡，红军果断放弃广元。

广元之战之后，红四方面军改变了北进战略，决定西渡嘉陵江，这为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的历史性会师提供了条件。

公元1933年
十月

王耀武的补充一旅暂归俞济时指挥，参加渐、赣、闽、皖边区对红军的作战，曾积极参与阻击北上抗日的方志敏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红十军）与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红七军）。

九月

张国焘以“右派首领”等罪名逮捕了曾中生，对他长期监禁。

曾中生在遭禁期间系统地总结红四军反“围剿”作战的经验，写成《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军事理论著作。

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而共产国际派遣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采用错误的战略战术予以应对。

六月
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8月1日这一天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的纪念日。

五月

日本人重金收买了曾任过湖南督军的旧军阀张敬尧，让他暗中收罗旧部，勾结流氓败类，为日军攻占北平做内应，日后还将充当华北伪政权的傀儡。

日本人为了张敬尧的安全，特意从天津把他接到北平，化名“常石谷”，隐居在北平东交民巷与日本兵营及大使馆相邻的六国饭店三楼，每天还派有四个彪形大汉做保镖，跟随其出出进进。

7日上午，张敬尧像往常一样11点来钟才起床，在卫生间冲澡之后，便随手推开冲着楼道的窗户，这才让与其同居的女人帮他穿长袍，就在这时，三枚子弹相继从敞开的窗口射入，当天中午便在附近的德国医院咽气，张敬尧被戴笠指派的军统特务刺杀身亡。

三月
“长城抗战”开始。

张灵甫（30岁）任第1军第1师独立旅第1团上校团长。

此时，张灵甫所在部队在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交战，经部队朋友介绍，张灵甫与吴海兰相识。

当年冬，张灵甫同第二任妻子吴海兰结婚。

吴海兰

张灵甫同第二任妻子吴海兰

公元1932年
十二月

王耀武调升为军事委员会补充第一旅（辖三个团）少将旅长。

蒋介石为此向他解释说：“补充旅由保定编练处的部队改编，士兵都是北方人，你带很相宜。三十二旅的团长、副旅长等都是黄埔军校一二期的，恐怕你带不了。所以我调你任补充旅旅长。”

他的这个职衔是很多黄埔一期、二期的学员在当时都没有达到的。

十一月

国民党政府将安徽省的六安、霍山、霍邱三县和河南的固始、商城二县的边境地区之一部，划归一起，建立了以当时驻军将领卫立煌名字命名的“立煌县”。

十月

蒋介石在南昌召见王耀武，颇加慰勉，并当面问他：“我有命令让你们在难于坚守时可以相机突围，你何以建议柏天民坚守？你是如何想的？”王耀武回答说：“当时已经身陷重重包围，突围已不可能，与其突围失败而死，不如坚守与城共亡，何况宜黄是战略要地，一旦失守，即便付出一万人的牺牲也未必能够重新夺取。为整个战局着想，我们便下了与城共存亡，宁死也不放守的决心。”蒋介石听后频频点头，连声称好。

八月

林徽因与梁思成的第二个孩子，梁家的长孙，诞生。起名为“从诫”，一是纪念宋代的建筑学家、《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再是希望这个孩子将来能子承父业，成为出色的建筑学家。

六月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起第四次军事“围剿”，自任总司令。

第三十二旅（旅长刘夷，刘峙的侄子）由修水向万载、铜鼓，进击红军。因红军运用游击战术，刘夷的部队到处扑空，周旋数月，毫无所获。不久后，刘夷被免职，由柏天民接任第三十二旅旅长。

柏天民接替第三十二旅旅长后，旋即奉命开赴江西宜黄。宜黄是苏区的战略要地，所以该旅刚进驻宜黄，便被红军团团围住。

王耀武素知红军善于围城打援，因此对守城作战特别谨慎，以牵制红军主力。在最紧张的时候，蒋介石担忧危城难守，曾命令柏天民相机突围，但王耀武劝柏天民说：“红军善于攻点打援，我若突围，必遭全歼，如若死守或可幸存。”柏天民同意，决定死守。结果，他们守住宜黄二十四天未被红军攻取，创造了连蒋介石也没想到的“奇迹”。

红军奋勇攻城，曾发生多次激战，柏天民腿部负重伤，送往后方医院治疗。治疗期间，柏天民向到医院看望自己的蒋介石面陈作战经过，并积极推荐王耀武接替旅长职。

29日，“剿匪”总司令蒋介石亲赴汉口，指挥“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他将国民党军分为左、中、右三路，除以左路军专门对付湘鄂西苏区外，中路和右路共二十六个师又五个旅，约三十余万人，另有四个航空队，全力向鄂豫皖根据地压来。蒋介石还亲自兼中路军司令官。

为表示“剿共”的决心，蒋介石对部下宣称：“匪如一日不肃静，本人即一日不回京。”

此后直到1933年3月，蒋介石以武汉、庐山为中心，一直在亲自指挥“剿共”战争。

五月

21日，蒋介石命令在武汉设置“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司令，开始再次部署对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的“围剿”。

鄂豫皖红军在七个月内，先后进行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次战役，总计歼敌六万余人，歼灭敌正规部队四十个团，取得了规模空前的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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