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礼部侍郎沈㴶三上《参远夷疏》，请求禁止天主教。

并在东阁大学士方从哲支持下，于八月三十一日在南京逮捕传教士王丰肃（后改名高一志）、谢务禄（后改名曾德昭），以及修士、教友20余人。

十二月二十八日万历帝传谕禁教。

在北京的传教士庞迪我、熊三拔于次年三月十八日被勒令回澳门，在南京的王、谢二教士也被押解至澳门。被捕修士钟鸣礼、钟鸣仁被罚作苦役，教友也分别治罪。

徐光启曾作《辨学章疏》为天主教辩护，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多方保护传教士。

三年后，沈㴶被革职，反天主教的呼声暂告平息。

南京教案

张差行刺太子，梃击案

东林党党魁顾宪成去世。

海西女真最后残存的叶赫部的大酋长那林孛罗（也叫“纳林布禄”）死了，能牵制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大业的最大障碍没有了。

辽东总兵杜松获得情报蒙古人在蠢蠢欲动，杜松认为要主动出击，由辽镇出死士万人，从侧后捣毁蒙古各部巢穴，实行斩首行动，这样可以打乱蒙古各部部署，保卫蓟镇安全。

兵马在二十四日从宁远中左所、长岭山堡等地跨过边墙，直驱草原250里，到达一个叫“哈流兔”的地方，与蒙古朵颜拱兔部接战。

杜松手下三千家丁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击溃了蒙古部落，斩首146颗，俘获56匹战马、78顶头盔、83副铠甲等大批战马器械。

这便是“哈流兔之捷”，或称“连山驿之捷”。

初六，万历皇帝批了太仆寺10万两银子以赈济京城及北直隶灾荒。

十三，万历皇帝又批示把30万两太仆寺的银子借给户部，以解边关饷银燃眉之急。

太仆寺少卿李思孝上奏：先帝还有1000多万两的存款，可是这几十年下来，又是打仗，又是办皇家婚礼，存款只剩27万两银子。

因为在辽东靠近朝鲜的宽奠等处又新筑了6座边堡，多了800里江山，6万多子民在此地繁衍生息。万历皇帝大赏蓟辽总督蹇达、巡抚赵楫、总兵李成梁，乃至朝堂上的兵部尚书、职方司官员等，甚至领地与辽东相连的建州女真酋长努尔哈赤也获赐银两。

明朝吏部郎中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

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

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中国科学家李之藻合作，以西方地图为蓝本，充分利用中国当时的各种地理资料，包括《大明一统志》《广舆图》等明代地图，绘成《坤舆万国全图》，以木版刻印出版。

努尔哈赤改革牛录制，把手下精壮（25—40岁的人）编成黄、白、红、蓝四旗（镶黄等四旗要到万历四十三年，即1615年才建立），旗人基本上是“以旗统兵”“兵民合一”，出则为兵，入则为民。

播州之役，杨应龙自杀

经阎大经请奏推荐，皇帝下旨，派遣高淮率领阎大经等人出关开矿征税，并且亲赐“福阳店”几个大字。

高淮拿到皇帝题字后，立马打出“奉谕旨征收国助”的大旗，在山海关设卡：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

高淮原来是在京城崇文门“收费站”混了个包税的工作。

崇文门是大明重要的过路费征收点，万历朝每年收各色银子达68929两之多。

第二十九世土司杨应龙起兵

十九日，紫禁城内火光滔天。起因不明的大火，从金水桥西侧的熙和门骤然腾起，蔓延至皇城中央的皇极、中级、建极三大殿。这场皇城大火，席卷了半个紫禁城。除了三大殿全部被付之一炬外，皇极门（今太和门）及其两侧的掖门全部焚毁，群臣早朝广场两侧的文昭武成二阁，连着廊房一起被烧成了灰烬，“自掖门内，直抵乾清宫门，一望荒凉”。只有午门因为隔了条金水河，才幸免于难。

丰臣秀吉病逝，日战败撤军，庆长之役

日本第二次入侵朝鲜

河南饥荒，万历皇帝有意为郑贵妃（郑氏专宠受廷臣抨击）造势，命京中五品以上官员捐俸薪，与贵妃捐助赈银一并发出。

叶赫部贝勒布寨、纳林布禄，又纠合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乌拉贝勒满太之弟布占泰，辉发贝勒拜音达里，科尔沁贝勒瓮珂代，锡伯、瓜尔佳、朱舍里、纳殷，组成九部联军，共3万人马，分三路进犯建州。努尔哈赤精心准备应战，于古勒山之战中俘获叶赫首领布占泰，缴获战马之千余匹，并灭了纳殷、朱舍里二部。

古勒山之战，是统一女真诸部的转折点，不仅保卫了建州，而且从此建州“军威大震，远迩慑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