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

第五军49师被裁撤，胡长青的45师被调入。

在抗战期间，邱清泉曾在胡宗南麾下担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西安第七分校副主任，和胡宗南算是有点交情。

胡长青

三月

5日，王耀武成为国民政府设置的陆军总司令部（下辖四个方面军）所属的第四方面军（辖第十八军、第七十三军、第七十四军、第一〇〇军）中将司令官，与老资格的卢汉、张发奎、汤恩伯并驾齐驱。

二月

20日，张灵甫在少将的军阶上只停了不足百天，就升任第74军中将军长，升迁令附带着一纸短函：“战务紧急，请务于2月21日赴南京报到。”

张灵甫立即给同在上海执行任务的副军长打电话，简短地通知了两件事：一是明天和他一起去南京，二是“把你的西装和皮鞋借给我，我今晚结婚”。

抗战胜利后，经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程潜主婚，年仅17的王玉龄于上海金门饭店和时任国民党七十四军中将军长的张灵甫结为了夫妻，王玉龄成为张灵甫四任妻子，此事曾轰动一时。

婚礼只有七个人参加，没有晚宴，没有主持人，新郎自己祝自己新婚愉快。他说，“身为军人，国难当头，即便是婚礼也不宜多讲，不宜铺张。我能说的就一句：我娶了个好老婆，这比什么中将军衔更重要，战争结束之后，如果我只会讨饭，那也很好，那时候，我在前面唱莲花落，老婆可以在后面给我拿碗。”

七个人把夫妻俩送到上海火车站，他们的新婚之夜，一个睡在上铺，一个睡在下铺。

张灵甫每天忙于训练，王玉龄则搬进了南京郊区的74军军属楼。

后张灵甫在南京二条巷79号的蕉园1号（后改为51号，现属白下区）买下了一栋花园别墅，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张灵甫白天驻扎在城外，但凡进城，哪怕仅五分钟空闲，也要拐到家里看看妻子。

张灵甫保送入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二期深造。

两人即居住在今南京白下区二条巷51号。

婚后不久，解放战争爆发，张灵甫随即奔赴前线。

公元1944年
十二月
周文韬第八师就被从陕西临潼直接空运云南，正式加入54军编制，换装全美械，成为该师主力。

十一月

1日，“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一梯队”在延安东关机场誓师出征。毛泽东、朱德在王震陪同下，在延安机场检阅南下支队。

由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文建武、张成台、刘型等8人组成支队军政委员会，以王首道为书记。

战士们都穿着崭新的灰色棉军装，挂着新的子弹袋，背着新被子和新毛毯，歪把子机枪和三八式步枪。

10日，359旅第一梯队4000人加上中共中央派遣的900余名干部，改称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从延安出发，向南挺进。

南下支队第一梯队总计5000余人，主要由三部分人员组成：

第一部分是由第三五九旅抽调的主力部队3800人；

第二部分是被护送南下的900余名南方干部；

第三部分是由中央组织部选调的一批工作干部。

整个第一梯队共设置六个大队，第一至第四大队由原第三五九旅的官兵组成；第五大队和第六大队由中央调赴新四军第五师工作随军南下的干部组成，其中第五大队由贺炳炎、廖汉生率领，第六大队由文建武、张成台率领。

十月

31日召开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最后确定了南下的区域和南下部队的组织机构，执行向华南发展的战略任务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主力3800余人及由中央派出支援鄂豫边的900 余名干部，组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通称“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一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因之亦称“二王部队”）。

决定以衡山为中心创造根据地开展抗日战争，并在抗战胜利后阻挡国民政府军；由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等8人组成军政委员会，王首道为书记；同时决定，增派359旅718团南下。

临行前，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向准备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时说：国民党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老百姓都仰望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尽量发展自己，要百分之百地发展自己的力量。

25日，毛泽东在南下部队营以上干部的学习班上讲话，他预测南下前途的两种可能性，其中之一是日本很快投降，国民党将集中力量首先消灭南下部队，斗争将十分残酷，部队有可能因站不住脚而北返。

九月

1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巩固华北、华中，发展‘两翼’”的战略设想。

根据这一战略，八路军、新四军在巩固华北和华中老区的同时，应抽出主力一部，向南（河南、华南、东南）北（东北）“两翼”发展新区。

为此，决定派出新四军第一师和八路军120师359旅分别执行进军东南、华南的任务。

会议决定从359旅抽调十个连，由中组部选调干部4至6个连，组成南下支队。

六月
24集团军改编为第4方面军，王耀武升任方面军司令，施中诚仍是74军军长，张灵甫升任副军长。

五月
10日，张灵甫会同前来增援的第19师一起克复永丰，之后暂留守永丰抓紧进行战地整补。

张灵甫任74军副军长兼58师师长参加第四次长沙会战。此后张灵甫一直在湘乡至邵阳一线继续与敌40师团鏖战。

三月

常德保卫战结束后，李天霞由七十四军副军长晋升为一OO军军长兼五十一师师长，下辖第十九、第六十三、第七十五等三个师。先后率部参加长衡会战、桂柳会战和湘西会战。

4日，王耀武辞去军长兼职。

按照军政部的规定，集团军总司令是不拥有所属各野战部队人事权的，而王耀武在卸任军长兼职之后，却在蒋介石的特许下，继续拥有该军的人事任免权。

二月

王耀武因为战功卓著，被重庆军委会任命为新组建的第24集团军司令，下辖第73军、第74军和第100军。这三个军就是王耀武系统的基本人马。

老王升官，74军军长的职位就空了出来。

一直担任副军长，并且从补充第一旅时期就是王耀武副手的李天霞便跃跃欲试。李天霞在74军系统内资历非常深，与老王同为黄埔三期毕业，老蒋八大金刚之一的钱大钧还是李天霞的亲戚。

在74军内部，李天霞的职务一直比张灵甫高一级半。按常理来说，李由副军长转正，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李天霞要升任军长的消息在74军传开之后，张灵甫头一个站出来表示反对说：“欢迎施军长（施中诚）回来领导74军。”

25日，王耀武升任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七十三军、第七十四军、第一〇〇军）兼第七十四军军长。

王葆心担任罗田县志馆馆长。主纂《重修罗田县志》，后因过度劳累去世。

公元1943年
八月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因车祸去世，蒋介石接任国民政府主席。这是他自1931年12月15日辞去国民政府主席以来再次出任该职务。

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的合影

七月

3日，在胡宗南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就将有关情况紧急密报延安。

4日，朱德致电胡宗南，声称“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

6日，又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及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徐永昌，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

10日，再电胡宗南，声称“若被攻击，势必自卫”。

10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停止行动。

11日，蒋介石复电朱德，否认有调动军队，进攻关中囊形地区一事。

1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告以“延安紧急动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

12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该文首先提出国民党将两个集团军调离黄河河防，准备进攻边区这一事实，然后向国民党提出尖锐质问。在很长时期内，延安一直担心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和日本侵略者妥协，走上和汪精卫同样的道路。

12日，胡宗南下令撤退一个师及两个军部。

13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董必武，告以“由于种种原因，蒋介石在七月十日不得不电胡宗南改变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决心，现在内战危机或可避免”。

六月

17日，蒋介石致电胡宗南，询问“对于边区之准备现至如何程度”，要求胡“详复”。

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将原来在黄河边上防御日军的两个军调到陕甘宁边区外围，作进攻边区的准备，听候蒋的手令即行进攻。其计划是，首先攻占关中分区的淳化、栒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县。这五个县城深入胡宗南统治区，通称“囊形地带”。

29日，胡宗南复电蒋介石：“对边区作战，决先收复囊形地带。对囊形地带使用兵力，除现任碉堡部队外，另以三师为攻击部队，先夺马栏镇，再向北进，封锁囊口。”电称，预定7月28日进攻，一星期完结战局。

五月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莫斯科草拟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
22日，交《真理报》发表。
至此，共产国际已经活动了24年。

三月

10日，由陶希圣执笔、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由正中书局出版。全文共分八章：

（1）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2）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3）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之深刻化；（4）由北伐到抗战；（5）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之重点；（6）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7）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8）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

全文的核心是宣传只有国民党救中国，只有三民主义救中国。全篇歪曲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中国近百年革命史，鼓吹封建复古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三民主义是“推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真理，“中国之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诬蔑共产党是“新式军阀”，暗示要以武力消灭共产党。表述了蒋介石集团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治观点，集中表述了蒋介石“力行哲学”的宇宙观、认识论、伦理学和历史观，为积极反共和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作舆论准备。在第七章中，含沙射影地无理指责中共陕甘宁边区为“变相军阀”“武力割据”，为武力进攻边区制造舆论。

公元1942年
十二月

中共新四军成立，新四军的成立标志着中共在抗日战线中进一步加强了力量，尤其是在南方战区。新四军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目的是继续扩大抗日力量，实施游击战和区域控制。新四军的成立使得中共在东南地区的抗日活动获得了更高的组织性和协调性。

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具备了一支强有力的地方武装力量，新四军的成功不仅提升了中共在抗日阵营中的地位，也为其后期的军事力量打下了基础。

十月
13日，弘一大师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

八月

察哈尔抗日战争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活动之一。虽然察哈尔并不是抗日的主战场，但该地区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游击战区。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与日军展开了多次小规模战斗，造成了日军的困扰。

这一系列战斗进一步深化了中共的游击战术，增强了地方抗日力量的信心，并且有助于扩大中共在抗日战线的影响力。它表明，中共在游击战中的灵活性和策略性为抗日战争提供了不可忽视的支持。

五月

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出席的作家、艺术家及文艺工作者共80余人，会议由凯丰主持。5月2日为第一次会议，毛泽东讲了立场、态度、对象、工作、学习等1个问题。

16日，举行第二次会议，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民众剧团负责人柯仲平谈了该团的演出感受。从晋西北回来的第一二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作了发言。

23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朱德首先讲话，谈了文艺工作的立场、态度、对象问题，并联系自己谈了世界观的转变问题。毛泽东作“结论”发言。

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凯丰、徐特立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参加座谈会的全体代表合影留念。

长衡战役发生，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与日军在湖南、长江流域进行的一次重要战役。长衡战役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长江下游重要城市，并防止日军深入中国内陆。

在这场战役中，国民党军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尽管最终日军占据了部分地区，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展示了抵抗侵略的决心。

三月

1942年春季，尤其3月开始，日本空军开始加大对重庆的空袭力度，重庆是当时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日本希望通过摧毁重庆，削弱国民政府的指挥能力和抵抗意志。重庆成为了抗日战争中遭受重创的城市之一。日本空袭通过大量轰炸和散布炸弹，给重庆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重庆大轰炸

一月

28日，皖南事变爆发，事变的直接原因是国民党对中共在皖南地区的根据地进行军事打击。当时中共新四军主力正驻扎在皖南，国民党军队在蒋中正的指令下展开了军事进攻，导致了双方的激烈冲突。国民党的行动导致了新四军一些指挥官的被捕和部分地区的失守。

皖南事变虽然没有导致全面的内战，但它加剧了国共两党间的矛盾，也暴露了国民政府对中共的敌视态度。长期以来，蒋中正认为中共是最大威胁，而中共则坚持抗日是第一任务。这次事变给战时合作带来了巨大挑战，虽然最终双方通过谈判达成和解，但这一事件深刻影响了国共关系。

1日，中华民国政府公布实施《国民经济建设总计划》，国民政府宣布实施经济建设总计划，旨在应对战时经济困境，提高民众生活水平。

公元1941年
十二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中国派遣军”为策应香港方面作战，于1941年12月中旬令阿南惟几指挥4个师团、2个旅团、3个支队及航空兵等12万余人，以3个师团进占湘北新开塘、西塘，沿岳阳至长沙铁路进犯长沙，1个师团由赣北安义西犯上高，配合其主力进攻长沙。薛岳指挥13个军、1个挺进军、1个航空兵飞行大队30余万人，以10个军在湘北新墙、长沙地区，3个军在赣北武宁、上高地区组织防御。

19日，湘北日军一部攻占了岳阳东南段山。

24日起，第3、第6、第40师团先后突破新墙河、汨罗江防线南下，中国守军以一部兵力与日军保持接触，第37、第99军主力向金井以东及铁路以西转移。

31日，日军越过捞刀河、浏阳河，三面包围长沙，次日日军第3师团渡过浏阳河，向长沙东南郊猛攻。守军第10军英勇抗击，激战一夜，白沙岭阵地失陷。

1942年1月2日，日军第6师团主力开始向长沙城内进攻，但被守军阻挡。

4日，第九战区调至长沙外围的10个军对日军实施反击，迫使其北撤。守军跟踪追击，使日军伤亡惨重。

16日，日军撤至新墙河以北地区，由赣北西进的日军也被击退，会战结束。

此次会战中，中国军队采用逐次抗击、诱敌深入、坚守长沙核心阵地、合围聚歼、动员敌后军民破坏日军补给线等战法，以伤亡近3万人的代价，毙伤日军5万余人、俘虏139人（日军称伤亡6000余人），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是三次长沙会战中战绩最好的一次。

第三次长沙会战

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中美英正式对日德意宣战，中国战区遂正式成为二战盟军反法西斯战争战场。

盟军委托蒋中正任中国战区（含越南、泰国、高棉，高棉为今柬埔寨、老挝）统帅，派史迪威中将任蒋参谋长。

英国封锁之滇缅路亦开放向中国后方运补。同时，国军也派出精锐部队远征南方，留下了转战缅因、血战昆仑关等事迹。

十月

国民党第74军58师在9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损失惨重。

10月，第58师师长廖龄奇因擅自离队去看望新婚妻子，“致陷该师于散乱之境”，被蒋介石以军法下令枪决。

师长廖龄奇死后，24日，张灵甫被任命为第74军第58师代师长。

这年冬，升任第74军第58师少将师长。

经过长沙血战，第58师官兵每个连都已不满百人，残破不全，加上廖龄奇之死，全军士气低落，一蹶不振。张灵甫刚接手第58师，该师的邓竹修、何澜、王伯雄三位团长集体辞职。

张灵甫上任之后，先是率领全师官兵在宜春进行了短暂的整训，然后调往广西柳州以南地区边补充边整训。经过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惨痛失利之后，58师每个连的官兵不足百人，在柳州接受了一批贵州新兵之后，方才恢复元气。

他刚一上任，就解决了高级军官的职位问题，简单就八个字：该升的升，该调的调。张灵甫将原173团团长蔡仁杰升任58师副师长，挽留何澜继续担任团长，提拔明灿任172团团长，174团由杨剑秋担任团长。除了58师原有部队长之外，他调51师第306团团长卢醒来担任58师的参谋长。

九月

正当第二次长沙会战进入高潮阶段，王耀武奉命由江西赶赴长沙驰援，去长沙外围的捞刀河，重点保卫沙市街。

这一重要情报为日军特种情报机关获悉。第七十四军是日军的宿敌，不少日军野战部队吃过他的苦头。日军获情报后立即改变作战计划，将原定在傍晚攻击的时间提前，命令11时即开始攻击。接着改变了第六师团攻占平江的任务，令其和第四十师团一起对付第七十四军。

23日，日军第六师团从东面长驱疾进，突然袭击东翼要冲金井。

26日，第三师团从长沙南侧发起追击，刚到捞刀河就与第七十四军遭遇，双方展开激烈的遭遇战。不久，第六师团也加入了这一激战。第七十四军由东往西进，日军由北向南击，正好打在七十四军侧背。第七十四军长途跋涉，半途中又遭日机袭击，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遭日军两个师团的袭击，不得不向南败退。日军在取胜情况下，一反夜间不深入的常规，大部队向黄花市夜袭，将第七十四军的直属部队打乱。混乱中，王耀武率卫士排撤退，卫士排长遭日军杀害，王耀武仅以数步之差，因天黑侥幸脱身。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王耀武即率部在江西宜春集结，然后开赴广西柳州以南铁路沿线补充整训。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中国第9战区军队与日军第11集团军仍对峙在新墙河两岸地区。

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为加强对苏战争准备和南进太平洋，企图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从8月中旬起，日军集结第三、第四、第六师团主力等12万余兵力于岳阳、临湘地区，准备再次进攻长沙。

9月初，日军第11集团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指挥4个师团、4个支队和航空兵、海军各一部，共11.5万人，进占岳阳、临湘一带，企图击溃第9战区主力于湘北地区。中国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3个军和1个挺进军及航空兵2个飞行大队，共37.8万人，企图利用湘北有利地形，逐次阻击，引诱日军至长沙附近的捞刀河岸地区予以围歼。

9月7日至17日，日军为掩护主力展开，以一部开始攻击岳阳东南的大云山守军。

18日，日军第3、第4、第6师团及早渊支队突破新墙河南岸防御阵地，第4、第20、第58军抗击后，主力转移至汨罗江东北洪源洞一带。

日军主力继续南犯，21日强渡汨罗江，守军第37军再次抗击后，向捞刀河东南预定决战地域转移。

26日，日军第3、第4、第6、第40师团进至捞刀河两岸，28日早渊支队一部突入长沙市区，29日日军第3师团一部进至株洲。此时，薛岳指挥第26、第74军等6个军在长沙东南地区开始反击，在洪源洞地区的第4、第20、第58军也尾敌南渡汨罗江，南北夹击。

10月1日，日军向北突围撤退。中国军队实施追击，先后渡过汨罗江，越过新墙河。日军凭借坚固工事进行顽抗，最后双方在新墙河形成对峙局面，日军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中国军队追至桃林、忠防附近，后双方恢复原阵地，战役结束。

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由于第9战区指导失误，使日军一度攻占长沙，并追击到株洲，基本达成战役目的。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但日军也遭到了一定的打击，中国军队击毙日军1.7万余人。

三月

3月，华中日军困于中国军队持久消耗战略，改取以攻为守之策，由全面进攻变为局部侵扰，发动所谓鄱阳湖“扫荡”战，企图攻取江西上高，摧毁中国野战军主力。

当时，日军企图兵分三路，以分进合击的战法歼灭上高、高安地区的国民党军，打通湘赣公路，连接湘东日军，并以一部兵力窜犯樟树、丰城，巩固南昌外围。

第十九集团军企图先在第一线（靖安、奉新、高邮）和第二线（陶家、渣村、南岭、高安）阵地佯作坚守抵抗，尔后诱敌深入，待日军进至第三线（上高、棠浦、泗溪、石头）阵地时，集中兵力，包围歼灭。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配置在上高地区，担负从正面进行反击的任务。

3月15日，北路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主力由安义以西的干州街南下，在飞机支援下，于当天中午攻占奉新，次日抵达东坪、水口，其一部沿石鼻街、儒里村进至米岭，17日在伍桥圩会合；南路日军第二十混成旅团及赣江支队，也于同日在飞机和炮兵支援下，由锦江与赣江合流处的夏口南渡锦江。

16日，南路日军进至曲江附近，17日兵分三部，主力西进坑里村，另两股分向独城、后港进击。

王耀武当即令第五十一师在猪头山和敢鼓岭实施堵击，激战一日，击歼日军一千六百余人。

20日，日军第二十旅团再向猪头山攻击、守军顽强抗击，毙伤日军一千余人。第五十一师官兵伤亡很大，连长樊逢春在争夺教鼓岭战斗中率领全连官兵与日军展开肉搏，结果全部殉国。

20日晨，中路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在飞机三十余架支援下，不顾其南北两路的败退，仍孤军深入，向泗溪、官桥王耀武部第五十七、第五十八师阵地攻击，在流塘村附近突进一部。为避敌锋，王耀武于当晚令部队将阵地略向后转移。21日，日军重新发动攻势，主力指向云头山阵地。傍晚，第五十七师泗溪阵地被突破，王耀武急令该师死守云头山，第五十八师撤守猪姑岭。

22日晨，第五十七师云头山阵地被突破，锦江军桥又遭日机猛烈轰炸，退路被切断，完全陷入日军包围圈中。王耀武见第五十八师固守猪姑岭，无力驰援，于是令锦江南岸的第五十一师不顾日机轰炸，分兵支援第五十七师，击退进占四堡庄、华阳的日军。当夜，他乘势调整部署，以第五十一师占领石头大街至简市一线阵地，重点防守左翼；以第五十七、五十八师在锦江北岸占领简市至凌江口一线阵地，重点防守上高核心阵地。

24日，日军师团长大贺亲自督战，并调南路军三千人，以求最后一逞。日军出动一百余架飞机，反复轰炸第七十四军主要阵地白茅山，投弹多至一千七百余枚，阵地大部被毁，人员伤亡惨重，情况十分危急。这时王耀武指挥预备队先后发起七次冲锋，与日军进行七次肉搏，消灭众多日军。第七十四军将士全力拼杀，为实施友军对日军的包围，争取了时间。

25日，王耀武指挥第七十四军全线出击，锦江南岸的日军很快被肃清。

26日，第十九集团军将日军包围在直径不满五公里的包围圈内。

27日，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突围，王耀武指挥部队猛追不放，不顾日军投掷毒气弹，于28日其第五十八师追至长岭一线，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军为掩护其主力东遁，拼死顽抗。激战到中午，第五十一师赶到，袭击日军右侧，第五十七师也已形成对官桥镇的包围，日军被迫退守官桥镇内。王耀武令第五十八师乘胜冲锋，与日军展开巷战，激战至下午，官桥镇全部收复，歼敌六百余人。

此后，王耀武继续督率部队协同友邻连克高安、奉新等地，与日军对峙于安义城附近。

上高会战至4月9日结束，历时二十五天。

此役，中国军队伤毙日军一万五千余人（有说法称日军少将指挥官岩永、大佐联队长滨田被击毙），军马二千八百余匹，击落飞机一架，俘虏日军一百余人，缴获山炮、迫击炮十门及步枪一千余支。何应钦称此役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罗卓英称赞第七十四军为“抗日铁军”，就连日军也不得不称赞第七十四军为“支那王牌”。

战后，第七十四军被授予飞虎旗，王耀武本人亦得授青天白日勋章。

上高会战

公元1940年
七月
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合部署“百团大战”，给侵华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四月

中共十八集团军驻成都办事处主任罗世文，中苏文化协会理事长车耀先，“核心社”负责人郭秉毅、汪导予以及唐鉴予、洪希宗、薛特恩、胡芷浒等十几名中共党员、进步青年，在几天内相继失踪。一个月后，他们中的唐鉴予、洪希宗、薛特恩等七人，被一辆大卡车拉到了成都东郊50里外的龙泉山下。被戴笠的军统扔进事先挖好的七个深坑，活埋在偏僻、荒无人迹的龙泉驿一所破庙前。

三月
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享年72岁。

在以前在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恩师韩兆鄂的介绍下，张灵甫与西安当地名门望族高艳玉结婚，成为其第三任妻子。

值得一提的是，张灵甫的黄埔同学胡琏也曾提亲，但高家比对照片后，因张灵甫相貌更为出众而选择了他。

张灵甫在西安没有置过自己的房产，婚后就迁居高家。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张灵甫与名门望族联姻可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高艳玉的家族背景和她在社会上的地位，无疑为张灵甫的职业生涯提供了支持和帮助。

然而，他们的婚姻并没有持续太久，高艳玉在婚后育有二子一女，但两个儿子均不幸夭折。关于长子死因，一说是因高艳玉熟睡时被子覆盖婴儿口鼻导致窒息，另一说是因油灯引燃蚊帐的火灾所致。次子则因患病未能得到及时救治而夭折。

1946年，张灵甫以高艳玉吸食鸦片、未尽母责导致子女夭亡为由提出离婚。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张灵甫在与第四任妻子王玉龄举行婚礼时，尚未与高艳玉正式办理完离婚手续，高艳玉后通过法律途径解除关系并获得经济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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