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23日，林彪会上第一个发言时，不顾大会议程，大谈特谈“天才”问题，提出设立国家主席。

24日，陈伯达在参加华北组会议时，不点名地指责有人（实际上就是指康生、张春桥等人）反对称毛泽东为“天才”，同时陈在中央委员中鼓动要设国家主席。此外，吴法宪、叶群、邱会作等也分别在西南组、中南组、上海组、西北组发言，附和林彪的讲话。

当天，华北组还出了简报，刊发陈伯达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编为全会第六号简报在全体中央委员中散发。

毛泽东在25日就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宣布停止讨论林彪8月23日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做检讨。

继而，由毛泽东找林彪谈话，周恩来找吴法宪等人谈话，要他们向中央做检查。

31日，毛泽东写了700多字的《我的一点意见》，号召全党“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的这段话，为了挽救、教育林彪，所以仅仅针对陈伯达来批评的，而且特意点明“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其中的深意不言自明。

以毛泽东的身份和影响，这篇700多字的文章宣告了陈伯达政治生命的终结。接下来的会议上，陈伯达就被控制了，他的身影再也没有出现在主席台上。所有的新闻、简报都不再点到他的名字。从外界来看，曾经地位颇高的陈伯达，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毛泽东在庐山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并迅速推向全国。

陈伯达没下庐山就被监控起来。

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闭幕，中央宣布成立专案组，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具体规定：学制为2至3年。学习内容包括“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学生条件为选拔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北大、清华两校试点招收了4000多名学生，他们是1966年废除高考制度后，由工农兵推荐入学的第一批大学生，由此，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转过年去，大部分高校陆续重新招生，招收原则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这种招生制度结束于1976年，历时七年间，共有94万人成为“工农兵学员”。

24日21时35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重173千克的东方红一号卫星进行了轨道测控和《东方红》乐曲的播送。“两弹一星”成功。

在当时国际航天舞台上，已经有四颗卫星上天，它们分别是：

1957年苏联发射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伴侣一号”；

1958年美国发射的“探险者一号”；

1965年法国发射的“试验卫星一号”；

1970年2月日本发射的“大隅号”。

反共将领朗诺趁西哈努克亲王出国访问之际发动政变，宣布“废除”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

19日上午，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几位领导人到机场亲自迎接西哈努克国王，西哈努克和家人留在北京。

“东风四号”发射成功，并顺利实现高空点火和两级分离。至此，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问题基本解决。

胡风以“写反动诗词”和“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其实是在报纸空白处写诗)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刑，不准上诉。

30日22时15分，在合肥西郊解放军某部医院的“秘密病房”，受尽冤屈和侮辱的陶铸走完了人生最痛苦的四十三天。

12月1日，火葬场火化遗体时，他成了一个叫“王河”的烈性传染病人。

邓小平被疏散到江西省新建县劳动。在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等古今中外书籍，并对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

15日，中办主任汪东兴把陶铸夫人曾志叫去，对她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但是去了以后不准与外界通信，不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陶铸到那里后，每月给他一百元生活费，生活自理。汪东兴还规定陶铸离开北京的时间为18号。

当曾志回去将汪东兴的话如实相告后，陶铸沉思良久，然后毅然决定不要曾志陪同，自己去合肥。

16日，中直政治部主任王良恩来与陶铸谈话，说：“审查你的历史，你有变节自首的问题。”陶铸冷冷地说：“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你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是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作出说明。”陶铸表示同意离开北京去合肥。

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距离1956年召开的“八大”已经过去了13年。

在黑龙江的中苏边境，爆发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苏两国的关系全面恶化，乃至到了战争的边缘。

29日，南京长江大桥全面建成通车。这是新中国桥梁建设史上自主设计、自行建造的第一座长江江面上的大桥。

全长6700米，是武汉长江大桥的4倍。

上海机床厂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招收该厂52名平均年龄29岁的工人入学，学制为两年，毕业后仍然回到本厂工作。这个经验很快得到推广。

据统计，到1975年，全国“七二一工人大学”有1.5万多所，78万多学员。

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巡视大江南北。江青一伙在天安门召开了百万群众参加的“批斗刘、邓、陶大会”。几乎同时，在中南海内，一群彪形大汉闯进了陶铸的房内，二话没讲就把他押去开批斗会。在批斗现场，江青一伙架起摄影机，准备录好将来在全国放映。批斗大会上，几个打手按住陶铸的脑袋，要他低头认罪。他不屈地反抗，拼命把头昂起来。这场批斗会足足持续了三个小时。

自此以后，陶铸更显得虚弱不堪，但一个信念在支撑着他：一定要力争活下去！

“文革”开始后，身为运动员的容国团因为是从香港来的，被扣上了“特务嫌疑”的帽子。

20日，容国团写好了遗书：“我历史清白，不要怀疑我是敌人。请允许我最后一次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之后他把遗书放进口袋里，带上一条尼龙绳离开了。凌晨4点半，国家体委接到附近派出所的电话，通知他们在龙潭湖附近的养鸭房发现了一具悬挂的尸体。

“文化大革命”爆发，红卫兵去了蒋介石的老家溪口，炸毁了慈庵。蒋介石十分气愤，遂不再提及两岸商谈。

胡风再度入狱。

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彻底将陶铸抛了出来。

姚文元别有用心地歪曲原意，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将陶铸的《太阳的光辉》一文中的“太阳本身有黑点”几个字单独抽出来，大做文章。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都赞颂毛泽东为“红太阳”。姚文元说：“这不是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党和伟大的领袖吗？”他还把陶铸讲的精神生活要“做到大家心情舒畅”，诬为“舒舒服服地搞资本主义复辟”，是“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陶铸在书中谈到文艺创作时讲：“可以看好的方面，也可以看坏的方面……要允许作品中写缺点……不要给人家一个印象，似乎要歌颂人民公社，就要把人民公社说得一下子好得很了。”姚文元则栽赃说 “这是所谓写光明与黑暗‘并重‘对半反动理论的翻版”，是“暴露黑暗”论，如此等等。

姚文元的广播文章对陶铸的精神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他两眼发直，悲愤地自言自语说：“姚文元这是置我于死地啊！”这一夜，陶铸没合眼，在屋里徘徊着。第二天，他恢复了平静，就是在这一夜，他为自己在政治上做了最后的选择：斗争到底，绝不屈服！

第12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亦即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阅罢大怒，斥责社论为“大毒草”！因为“揪军内一小撮”，势必会使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

本来，首先应对此事负责的是《红旗》总编辑陈伯达，但是，陈伯达把责任推到了王力、关锋头上。

8月30日，王力与关锋同时下台——先是隔离审查，然后被押往秦城监狱。

晚年的王力

在“中央文革”的急先锋王力等人煽动造反派批斗陈毅，夺了外交部的大权后，周恩来取得毛泽东同意，决定把王力、关锋、戚本禹抓起来。

14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奉中央之命，以“中央代表团”成员名义抵达武汉。他们违反周恩来的指示，到处活动，发表明确支持某一派的言论，遭到被压制的另一派组织“百万雄师”的强烈反对。

20日，“百万雄师”一些人冲入武昌东湖谢富治、王力住处，要求与二人辩论。与此同时，武汉三镇数十万军民连续几天举行示威游行，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抗议风潮。七二〇事件

22日，江青对河南省群众组织讲话时，首次提出“文攻武卫”口号。（王力称江青是针对陈伯达的。因为陈伯达前一天提出，要收缴各个群众组织的武装。）

23日，“文攻武卫”口号登在《文汇报》上，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冲击军队、抢掠武器、枪支的事件不断发生。

22日，李立三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

17日上午8时20分，中国在新疆罗布泊上空的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1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简称“三支两军”决定）。

《决定》要求：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要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即“三支两军”。人民解放军先后奉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有280多万人。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指出：目前正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的当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

中旬，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几个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南海怀仁堂中央碰头会上，他们拍案而起，怒斥林彪、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一伙野心家。

在“二月抗争”中挺身而出的“三老四帅”──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人，不久就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

4日以后，陶铸失去了自由，被监禁在中南海原杨尚昆的住处。

同月20日左右，陶铸失去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力，其住处被派驻了四名警卫。

到了3月，陶铸遭受的迫害进一步升级。

4日，他们在人民大会堂东边会议室接见湖北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陈伯达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后，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后来变本加厉……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是的，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化革命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的新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陈伯达的这番话，为打倒陶铸定下了调子。这时候的陶铸就在隔壁房间里，竟毫无所知。

当天傍晚，北京的街头巷尾便出现了大量的传单、大字报、大标语，赫然印着醒目的新口号：“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晚上，首都数千名红卫兵和造反派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等新口号。

晚9时，中南海西门外响起了一片“打倒陶铸”的口号声。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广播着陈伯达的讲话。

几乎同时，急电发往全国各地。各大城市的红卫兵、造反派也连夜刷出大标语：“北京急电——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据曾志（陶铸夫人）回忆：直到深夜12点多，陶铸才回来。我把情况相告，他竟全然不知？！凌晨两点多钟，总理来电话告诉陶铸，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

陈伯达、江青、康生点起的“打倒陶铸”之火，迅速燃遍全国。

孔祥熙因心脏病发作在纽约病逝，时年87岁

24日，在“文化大革命”碰头会上，江青质问陶铸：“为什么不许批斗余秋里、谷牧（当时为国务院主管生产的负责人）？谁作梗？”陶铸说：“明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要订，是我不让斗。”江青、张春桥听后一起狂叫：“党内最大保皇派就是你陶铸！”陶铸凛然地宣布：“咎由自取，我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

4日下午，林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文革小组”借机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王力等人攻击陶铸用生产压革命（新中国成立后陶铸长期在广东从事地方工作，对革命和生产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着切身的体会。在经历过1957年至1959年期间的政治冲击生产的运动后，他一直强调“抓革命促生产”）。陶铸迫不得已地作了“检查”。

2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根据江青的授意给江青写信，指责陶铸。他在信中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的说法，是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关锋还在信中建议中央“密切注视，加以考察”。江青收到信后把信转送给毛泽东。

28日，在文艺界召开的动员大会上，江青发表讲话，她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她故意“忽略”了名列陈伯达之前的陶铸，而且她明明知道她的讲话将要印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言外之意，陶铸不是毛主席革命战线上的人，人们可以任意怀疑并进而打倒他。

2日，陶铸在中央组织部讲话时再次重申：“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作敌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他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25日，知道十一中全会内情的中央组织部三百多名干部，要求前往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送交决心书，表示坚决揭发、斗争刘少奇和邓小平，此举为陶铸阻止，他说“组织部组织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刘少奇，贴他的大字报，这种做法我不赞成”。

27日凌晨，一枚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弹头飞越了预定的距离，并精确命中目标。从这一天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确立了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地位！

1日（毛主席还未看到李达的求救信），陶铸就已经批复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将李达开除党籍的报告。

24日，李达含冤逝世，享年76岁。

毛主席曾经在李达去世时感慨：“他为党做出了许多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