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辽太宗进入汴京皇宫，接受百官朝拜，欲成为中原之主。不料中原军民不接受契丹统治，纷纷聚兵反抗，狼烟四起。

赵匡美出生在开封府浚仪县崇德坊护圣营官舍中，其母陈国夫人耿氏。（赵光义8岁，赵匡胤20岁）

太祖登基后，改名光美；待太宗继位后，再改名廷美。

急于雪耻的辽太宗倾国南下，与晋军展开决战。

大敌当前，率领晋军与契丹人作战的禁军统帅杜威却欲效法石敬瑭的作为，即在契丹皇帝的庇护下做“儿皇帝”，便拒不服从后晋朝廷命令，临阵倒戈，举军投降了契丹，导致契丹军队攻入开封，后晋灭亡。

契丹人在中原烧杀劫掠，成千上万汉民惨遭。

石敬瑭在洛阳为唐朝设立五庙，供奉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庄宗李存勖、明宗李嗣源以及李从厚。

徐知诰自称唐玄宗子永王璘之裔，复姓李，改名昪，即由徐知诰改名李昇，国号唐，史称南唐。

耶律德光改皇都为上京，改革官制，划分南北二面，实行胡汉分治。

北面官以契丹旧制治契丹人，南面官以汉制治汉人。

徐知诰（后改名李昪）废杨溥，自称皇帝。

国号大齐，年号昇元，定都金陵（南京），史称南唐。

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后唐明宗李嗣源女婿）在晋阳（今山西晋源）发动叛乱，求得契丹军援助

契丹国主耶律德光亲率5万骑兵由雁门来援石敬瑭，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史称后晋

石敬瑭甘做“儿皇帝”，割幽（燕）、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蔚、朔十六州（今京、津及冀北、晋北地区）给契丹，另加岁贡帛30万匹，换得辽太宗的援军，于晋阳起兵，杀入洛阳城，推翻后唐王朝，登上了“大晋皇帝”的宝座。

山南西道节度使张虔钊、武定军节度使孙汉韶皆归附后蜀，张虔钊、孙汉韶抵达成都，孟知祥设宴招待，却在席间突然发病。他立儿子孟昶为皇太子，命其监国。

李从珂进入洛阳，冯道率百官三次上表劝进。李从珂先以曹太后的名义下诏，将李从厚废为鄂王，两日后在明宗柩前即位称帝。他命殿直王峦（卫州刺史王弘贽之子）前往卫州，在三番两次拒饮毒酒后，被一根麻绳“缢杀”李从厚。 李从厚死时，年仅二十一岁。

洛阳大势已成定局，李从厚于九日黎明携带传国玉玺潜逃魏州途中，途经卫州（治今河南卫辉）城东数里处遇见从河东赶往洛阳的石敬瑭。

石敬瑭是李从厚父亲明宗的女婿，在当时已颇具威望。李从厚如见救星，恳求姐夫助其“复国”。石敬瑭托言要与卫州刺史王弘贽商议，将李从厚安置在驿馆中。王弘贽认为李从厚已经没有复起的希望。石敬瑭便指使牙内指挥使刘知远引兵入驿，将李从厚的随从侍卫全部杀死，而后率军赶赴洛阳。李从厚被独自撇在驿馆，后又被王弘贽软禁在州衙中。

朝廷派遣的诸道军马汇集凤翔城下，大举攻城。凤翔城低河浅，守备力量薄弱，东西关城接连失守，城中将卒死伤严重。凤翔“城堑卑浅，守备俱乏”，形势岌岌可危。

万分紧急之下，李从珂泣血登城自陈战功，哭诉朝廷信任奸佞、无罪诛杀功臣。李从珂恸哭不止，哀感诸军。

此言精准点燃了禁军对朝廷长期不满的怒火，当时，张虔钊负责主攻城西南，因急于求功，命亲军持刀刃驱逼士卒攻城。士卒愤怒不已，纷纷倒戈反攻。羽林指挥使杨思权、严卫步军左厢指挥使尹晖趁机率部投降李从珂，王思同、张虔钊等六镇节度使大败遁走，羽林指挥使杨思权甚至大呼：“大相公，吾主也！”

李从珂顺势挥师东进，攻入西都长安（治今陕西西安），沿途诸军或望风归降或一战即溃，潞王军旗直指洛阳。

李从厚遣使宣召石敬瑭（时任成德节度使）入朝，想让他率军抵御凤翔军东进。

侍卫都指挥使康义诚打算投降李从珂，请求率京中禁军出征，而马军指挥使朱洪实则主张以禁军坚守洛阳。二人争执不休，皆称对方是想趁机造反。李从厚难辨是非，竟将朱洪实斩首。 

李从厚倾尽府库，大肆犒赏禁军，并许诺平乱后还有重赏。禁军军士却并不感念皇帝恩德，反而更加骄纵，行军途中肆无忌惮，扬言要到凤翔再领一份赏赐。

不久，李从厚又命处死李重吉、李惠明。

李从厚得知诸道军马兵败凤翔的消息，不禁惊慌失措，在朝堂上对朱弘昭、冯赟等人道：“先帝辞世之时，朕本无意争夺帝位，都是被诸公所拥立。朕幼年继位，将朝政委托于诸公，对诸公所定的国家大计无有不准。这次兴兵讨伐凤翔，诸公无不自夸，称平叛不足为虑。如今事已至此，诸公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扭转祸局？如果没有，朕便西去迎接潞王，以帝位相让，如仍不免罪责，纵然是死也心甘情愿。”

朱弘昭、冯赟惶惧不安，无言相对。

李从厚对禁军进行调整，将左右羽林军的四十指挥（指挥为编制单位）改编为严卫左右军，又将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改编为捧圣左右军。

李从珂攻破陕州（治今河南陕县）后，传书慰抚京中百官，称自己此番入京只诛朱弘昭、冯赟两族，让他们不要忧虑。而这时，禁军刚行至新安，便已百十成群，争相奔向陕州。

康义诚到达陕州境内的乾壕时，麾下仅剩几十人，遂向李从珂请降。

李从厚忙命宦官召朱弘昭入宫，商讨对策。朱弘昭却以为皇帝是要追究罪责，投井自杀。

京城巡检安从进早有投降李从珂之意，趁机攻杀冯赟，诛灭其族，而后派人将朱弘昭、冯赟的首级送往李从珂军中。

凤翔节度使、潞王李从珂曾是先帝明宗的养子，自幼随父征战，在后唐灭后梁之战中屡立战功，官至凤翔节度使。

这位功名双全的潞王自然受到朱冯二人的敌视。在新规中将其调离凤翔，改镇河东还不够，还要从他的儿女上下手：

潞王有一个身为控鹤都指挥使的儿子和一个出家的女儿，同一时间儿子李重吉解除了禁军之权，被外调“出为亳州团练使”，出家为尼的女儿李惠明则“亦召入禁中”。

李从珂心里升起一股浓浓的不祥之兆。乱世当中时势不等人，或许保护自己与儿女生命的机会只在这一瞬间。于是在臣属的鼓动下，李从珂率领部众，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叛乱。

李从珂于凤翔起兵叛乱，李从厚赶忙征调西都留守王思同、护国节度使安彦威、山南西道节度使张虔钊等六镇节度使联军征讨凤翔，同时将李重吉幽禁于宋州（治今河南商丘）。

李从厚听从拥护他登基的权臣枢密使朱弘昭与冯赟的建议，通过枢密院调令对最重要的凤翔、河东、成德、天雄四镇节度使进行易地调动，并派使臣监送。这是他削弱强藩政策的第一步，然而这并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其核心举措直指五代时期敏感的神经——兵权，同时涉及到当时最为风光的军事人物之一：凤翔节度使李从珂。

朱弘昭、冯赟自恃“诸秦王立帝”为己功，想要独掌朝政，将李从厚的亲信都排挤出朝廷，又将禁军指挥使安彦威、张从宾外调为节度使，换成了自己阵营的人选借机掌控了禁军兵权（以严卫步军都指挥使皇甫遇代之）。朱冯两人甚至不许李从厚的身边留有往日的亲信，派人暗中调查——“（朱、冯）令询侍帝左右最久，雅为帝所亲信，弘昭不欲旧人在帝侧，故出之。”李从厚虽然不悦，却无可奈何（“帝不悦而无之何”）。

孟知祥在成都正式称帝，国号蜀，史称后蜀。四月改元明德。

潞王李从珂从凤翔出发时，答应每个士兵在进入洛阳后可以得100缗钱作为奖赏。

但到了洛阳后，向三司使（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部长）王玫询问并清点府库情况，金钱和布帛加起来远远不够奖赏。李从珂很生气，王玫建议搜刮京城百姓的财产作为替代；执政官员建议，以房产为标准来筹措，不论士大夫还是平民，不论是自己居住还是租赁的，都先借五个月的租金。李从珂同意了。过了十几天，百姓的财产被执行的官员千方百计地搜刮，也只得到十几万。李从珂发怒，王玫等人都被抓进了军巡使的监狱。然后不分日夜地催促人们上缴租金，监狱都被抓来的人填满了，甚至逼得有人上吊、投井自杀的。到了这个时候，把所有库藏的旧东西以及各道贡献的物品，甚至于太后、太妃所用的器皿、服饰、簪环什么的全部搜刮了出来，也才又凑出20万缗，仍不够奖赏。

后来，枢密直学士李专美建议减少士兵的奖赏获得同意。士兵们贪得无厌，仍然不满意，编造歌谣说：“除去菩萨，扶立生铁。”说的就是闵帝李从厚仁慈软弱如菩萨，末帝李从珂严厉坚强如生铁，所以大家心里都有一点后悔。

后唐明宗现长子李从荣，一直被明宗当作继承人来培养。可他的性格桀骜不驯，时常自恃功高挑起事端，因此明宗最后只封其为秦王而非太子，并加赐“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头衔以示安抚。可不知满足的李从荣认为后唐明宗病重，命不久矣，李从荣率牙兵列阵于天津桥，准备以武力入宫夺位。枢密使冯赟、朱弘昭与宣徽使孟汉琼入禀明宗，指挥禁军平乱。

最终于二十日，造反失败后被诛杀。

初一（明宗驾崩后第三天），愍帝李从厚（唐明宗李嗣源第三子）在洛阳二仪殿滞留的父亲棺前举行了登基大典，即位，史称后唐闵帝。

李从厚遵照明宗遗命，“以日易月”，服丧二十七天。

二十八日，李从厚开始在中兴殿处理政务，并召翰林学士为他讲读《贞观政要》和《太宗实录》、整顿吏治、大赦天下、与契丹回鹘等少数民族政权的使者往来，干得不亦乐乎。他虽欲励精图治，但却不懂治国之道，处事优柔寡断，且无识人之明。

徐温死，其养子徐知诰拥杨隆演弟杨溥为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