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中央召开全体会议，7日会议结束，会议决定继续北伐，蒋介石与决定和国民党结盟的冯玉祥商定：蒋介石除了总体指挥外，还将亲自率领一路军的10万人；冯玉祥率领二路军；三路军由阎锡山率领；李宗仁率领四路军，作为留守部队。

9日至2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

“现在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新的群众革命运动之强有力的高潮。但是，许多征兆，都指示工农革命正走向这种新的高潮”。因此，党的工作就是既要准备武装暴动，又要反对盲动主义。“党应当准备革命之新的高潮之高潮”，“必须坚决地反对工人阶级某种成分之中的盲动主义，反对无准备无组织的城市与乡村中的发动暴动，反对玩弄暴动”。

在工农革命军占领郴州之后，16日，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主力，攻占耒阳。

9日，蒋介石正式恢复北伐军总司令的职务。

11日，胡少海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一四〇团团副的名义，率领一支先遣队进驻宜章，布告全城：本军奉范军长之命移防宜章，保护乡里。

12日正午后，朱德、陈毅等带着起义军开进宜章城，解决了驻在东山养正书院的团防局和警察局，俘虏了400多人，缴枪300余支。打开监狱，放出被捕的革命者和无辜群众；打开粮仓，把粮食分给贫苦的工农群众。

5日，由龚楚带路，朱德率起义军穿过岭南大瑶山，驻扎在广东乳源（今属乐昌）的杨家寨子。

18日至7月11日，中共奉共产国际之命在苏联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六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

会上，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

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第一，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

会上，张国焘与瞿秋白发生多次争论，最终的结果是，虽然二人均进入政治局，但都被留在莫斯科，领导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中共六大代表名单

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正式举行了婚礼。

当天下午3时，他们首先在上海西摩路宋家的宅邸里举行了基督教式的婚礼，戴维博士主持；接着，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了中国传统式的婚礼。

汪精卫与胡汉民、宋子文在广州另行设置了一个“国民政府”。

9至10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瞿秋白主持下，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实际上正处于低潮的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瞿秋白把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领导工人组织城市暴动上去了。确定了党的总策略是组织全国总暴动，致使以“左”倾盲动主义为特征的第一次“左”倾错误路线开始在党内蔓延。

这次扩大会议，增选了两名政治局常委，即罗亦农和周恩来，使三常委增至五常委。这样，周恩来又重新进入了常委之列。

张国焘被认为“怀疑暴动”“反对暴动”，开除张国焘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

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新中央，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了一系列要求组织暴动的指令，原定13日上午8时武汉三镇工人总罢工，举行暴动，进攻友益街，结果因响应者寥寥而作罢。

7日，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时，中山大学中国学生队伍参加盛大的游行。

队伍经过红场检阅台时，学生们高呼“十月革命万岁”“斯大林万岁”，可是忽然有中国学生高呼“托洛茨基万岁”！

斯大林勃然大怒，指令米夫在中山大学开展“反托”“肃托”运动。

王明借助这场运动，“肃”掉了自己的敌手（很多人并非是托派）。

王明以原有的第三势力为基础，日渐形成自己的小宗派。这小宗派自命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共28个人，后来被人们称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

陈绍禹（王明）

李先念率领九龙冲乡农民自卫军参加了黄（安）麻（城）起义。

下旬，朱德对南昌起义余部进行了三次整编，后称为“赣南三整”。

23日，蒋介石带着一小队随从离开奉化山里的寺院，到达了上海，他说：他是来赢得和寻求他的新娘的。

28日，蒋介石乘船抵达日本，宋美龄母亲听说他要来，便躲到日本东部，以扩大彼此之间的距离。然而在镰仓，蒋介石还是找到了她，并且迫于宋霭龄的压力，她终于同意见他一面。蒋介石带来了可证明他与第一个妻子离婚的证件，并表示愿意试一试准备做一名基督徒。宋母便同意了这桩婚事。

12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回家乡奉化，随行的保镖有200人。

13日，蒋介石发表了一篇辞职声明，希望武汉的同僚们能够加入南京方面来，北伐重新开始，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共产党被“彻底地消除”。

14日，以胡汉民为首的南京方面的五位主要政客以带有讽刺意味的古文体联合给冯玉祥写了一封信。他们问道：当双方仍在激战的时候举行会谈是不是太荒谬了？

7日，南昌起义失败后几天，共产国际派特使罗明纳兹来到中国，由于代表不齐，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又称“八七会议”。

经大会讨论，后来稍作修改，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发出。报告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扭转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误”，结束了陈独秀路线。

在8月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了三常委为中共新领袖。这三常委是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名义上三人都是常委，实际上以瞿秋白（28岁）为首。

共产党听从了莫斯科的指挥，放弃了毛泽东所主张的建立乡村苏维埃的计划。

罗明纳兹在会上始终是个“中心人物”，他在纠正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右倾错误，提出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方针等问题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他也把共产国际和他自己的“左”倾错误观点带到了中共内部，为中共中央制定“左”倾错误政策开辟了道路，同时，他还将联共（布）内部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带到了中共内部，开了过火斗争的先河。

参加八七会议的主要人物：（上排左起）毛泽东、邓小平、瞿秋白、任弼时、张太雷，（下排左起）邓中夏、苏兆征、李维汉、罗亦农、陆定一

1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特派代表身份，在江西南昌主持武装起义，代行政治局职权。

张国焘曲解了党中央关于“起义要慎重”的意见，要求重新讨论起义。

愤怒的李立三和周恩来拍案而起。当时，知道起义秘密的人已过百，一些起义部队正在调动，起义已经无法阻止。最终，张国焘只得服从多数。

3日，起义部队开始撤离南昌。为了保存革命武装力量，前委只能按照起义前中央的决定，率军撤离南昌，取道临川（抚州）、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图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占领出海口，然后取得国际援助，重新举行北伐。

刘伯承后来回忆说：“凑合仅二万零五百之兵力，而暴动于环敌十万之中，起义部队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加之起义发生在工农及军事力量减削与消沉之时，工农不甚觉悟，形势不好，我军内大半由非党同志领导，所以起义部队很难在南昌站住脚跟。”

4日，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率部脱离起义部队，带走四千五百人。

这一变故引起军心动摇，第二十军参谋长陈裕新及第五团约700人也离开起义部队，投奔了唐生智。

25日抵达瑞金以北之壬田附近地区，打了南下以来的第一仗，虽歼敌大部，但起义军也伤亡一千七百余人。

至此，起义部队经过近一个月的行军作战，减员近万人。

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爆发。

时任南昌公安局局长朱德、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国民革命军2万余人，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几小时激战，全歼驻南昌敌军3000余人，于拂晓占领南昌。

27日，鲍罗廷从武汉离开回苏联

13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鲍罗廷指导改组后的中共中央，起草并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

《宣言》严厉谴责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的倒行逆施，指出武汉政府正在进行的“分共”阴谋，实足以使国民革命陷于澌灭。这种政策使武汉同化于南京，变成新式军阀的结合与纷争。《宣言》还揭露了武汉政府内反动军官残酷镇压工农运动的罪行，重申中国共产党将永远为工农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奋斗，并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宣布撤回参加武汉政府的全体共产党员。但由于共产国际不准退出国民党，《宣言》也宣布不退出国民党。

14日，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发表声明，脱离国民政府，谴责蒋、汪：“他们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

14日夜，汪精卫下达了“分共”密令。

15日，武汉爆发“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大批的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之中。中国共产党完全转入了秘密地下活动。

18日，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作出重要决定：在南昌组织武装起义！

汪精卫

21日，从庐山归来武汉之后，鲍罗廷宣布增加一名中共政治局常委——瞿秋白（28岁）。

从此，瞿秋白成为中共的第二任领袖，虽然他当时的名义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瞿秋白

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成立，陈独秀停职

18日，张作霖在北京自封为中国海陆军大元帅

4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起草、陈独秀签名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指出:“在选择道路上，国民党已无丝毫犹豫的余地，土地改革是到革命之路，反动军阀所取者是反革命之路。革命的国民党不可站在一个分歧的路口。”

在陈独秀看来，拉住汪精卫保全统一战线的唯一办法不是发文章、作决定，而是实实在在地向汪精卫让步、取消工农运动。

10日上午，张国焘找到汪精卫。汪精卫虽然客客气气地接待了他，但只说准备去车站接冯玉祥，并没有要谈下去的意思。

张国焘没有理会汪精卫的拒绝之意，向汪精卫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争取冯玉祥支持武汉政府，否则党国的安危和他个人的前途不堪设想；

二是武汉内部的国共关系、工农运动等问题，都可以经过协商来解决，中共保证全力支持武汉政府。

汪精卫虽然饶有兴趣地听着，但又作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只说要与谭延闿等人商谈后再作决策。张国焘自知已无回天之力，便于11日匆匆赶回武汉，将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中共中央领导人与鲍罗廷商量的结果，是等郑州会议情况完全判明和莫斯科的指示到达之后，再作决定。

29日，唐生智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表反共宣言，要求武汉政府“分共”，并强占工会会所，拘捕共产党人。

当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张太雷、谭平山等人在鲍罗廷处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决定公开宣布解散纠察队，实际将纠察队人员编入尚能容纳共产党人的张发奎的军队。

武汉的军队开始向南京挺进，南京的军队亦向武汉开拔。冯玉祥趁机占领了陇海线的东段。

10日，汪精卫应冯玉祥邀请，去郑州和冯玉祥、唐生智举行秘密反共会谈，持续了三天。

郑州会议后合影，前左五为汪精卫

19日，冯玉祥则与蒋介石在徐州秘密会议，两天以后，两人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冯玉祥决定支持蒋介石。

21日，冯玉祥给汪精卫拍了一份电报，敦促他立即释放在押的鲍罗廷，并说武汉方面的官员有意者可以加入南京国民政府。他还补充说，无意加入者应利用这一时机去外国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