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十（乙未日），宇文赟在巡幸途中突发疾病，“暴疾口噤”，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大概率已经病死，或者陷入了无法挽回的深度昏迷）。赶紧召御正下大夫刘昉和颜之仪进入卧室，承受遗诏。 但这时候，北周宣帝已经“喑不复能言”，御正下大夫刘昉、内史上大夫郑译等人深感恐惧，他们深知自己平时得罪了太多朝臣，一旦幼主（年仅7岁的北周静帝）由其他重臣辅政，自己必死无疑。且宇文赟生前为了防止宗室夺权，已经将宇文泰（北周奠基人）的五个最年长的儿子（即“五王”，包括赵王宇文招、陈王宇文纯等）全部赶出京城回了封地。这直接导致京城内没有任何能够镇得住场面的宇文皇室成年亲王。于是，“昉见静帝幼冲，不堪负荷。然昉素知高祖，又以后父之故，有重名于天下，遂与郑译谋，引高祖辅政。”御正下大夫刘昉和内史上大夫郑译立刻伪造了一道圣旨（“矫诏”），以宣帝的名义，将原本因为“足疾”滞留京城的杨坚召入宫中。 杨坚进宫后，刘昉和郑译立刻屏退左右，把真实的局势向杨坚和盘托出，并提出由他们起草遗诏，让杨坚“总知中外兵马事”（也就是掌握最高军政大权的辅政大臣）。杨坚的第一反应是退缩。“坚固辞，不敢当。” （杨坚坚决推辞，表示自己不敢担当这个重任。） 看到杨坚在这个节骨眼上还在推脱，性格急躁且胆大包天的刘昉急了。他直接对杨坚说：“公为则速为之；不为，昉自为之！”（你要干就赶紧痛快地干！你如果不干，那我刘昉自己来干了！） 被刘昉这么一激，或者说看到这两人是真心实意要把权力交给自己，杨坚终于不再推辞。史书接着写道：“坚乃许之。”（杨坚于是答应了。） 刘昉和郑译伪造了让杨坚辅政的遗诏，逼颜之仪签字。颜之仪作为正统儒臣，当场厉声呵斥，提出了由宗室中最为年长、威望最高的赵王宇文招来辅政的合法方案，并表示“之仪有死而已，不能诬罔先帝”。面对视死如归的颜之仪，刘昉等人不敢当场杀他（怕动静太大走漏风声），只能强行把他替换掉。刘昉最终找了另一个名叫柳裘的官员（此人是杨坚的死党）代替颜之仪的位置，强行通过了诏书。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杨丽华（当时的“天元大皇后”）站了出来，下达懿旨“宣帝崩，杨后令其父随公为大丞相，总军国事。”皇帝驾崩，小皇帝年幼，皇太后（虽然还没正式尊号，但她是实际上的后宫之主）就拥有了临朝称制的最高法理仲裁权。杨丽华的懿旨，犹如一张“免死金牌”，直接绕开了颜之仪的程序正义，从最高宪政层面上赋予了杨坚辅政的绝对合法性。 刘昉和郑译虽然帮杨坚伪造了遗诏，但他们本意并不是要给杨坚当狗，而是想建立一个“政治三巨头”的寡头同盟。他们提出了一个一揽子安排是：让杨坚当“大冢宰”，也就是最高行政长官；刘昉自己当“小冢宰”，给杨坚当副手，郑译当“大司马”，掌管军事。但自从北周武帝诛杀权臣宇文护（他之前的职务就是“大冢宰”）之后，为了防止权臣再次专政，已经把“大冢宰”的实权彻底拆分了，这个职务听起来吓人，实际上是个没有兵权、也无法直接任免百官的空架子。杨坚极其敏锐地看穿了这两个小人的政治陷阱，因此“不买账”。 面对刘、郑二人的政治羁绊，杨坚果断启用了在北周宣帝时期被冷落的顶尖笔杆子和政治大脑——李德林。杨坚对李德林说：“朝廷赐令总文武事……今欲与公共事，必不得辞。”李德林入局后，立刻识破了刘、郑的阴谋。他给杨坚出的大招，就是“跳出周朝现有的官僚体系，另起炉灶”。他建议杨坚出任： 大丞相： 拥有独立开府（建立丞相府）的特权，直接绕开北周的六官系统，重新任命自己的人事班底。 假黄钺： 拥有代表皇帝行使未经请示即可诛杀高级将领和百官的生杀大权。 都督中外诸军事： 彻底将全国的内外部军权一把抓在手里。 李德林的这一招，直接对刘昉和郑译进行了降维打击。原本这两人想当国家的大司马和小冢宰，结果杨坚成立了“大丞相府”后，把刘昉任命为丞相府长史，郑译任命为丞相府司马。这等于把他们从“国家级干部”直接降级成了杨坚的“私人秘书长和私人办公室主任”。权力被彻底架空，只能吃哑巴亏。 杨坚和刘昉、郑译等人对北周宣帝宇文赟的死秘不发丧，对外只说皇帝病重，需要静养。趁着这个时间差，杨坚凭借自己长期在军中积累的威望以及“受顾命”的名义，迅速接管了长安城的禁军和皇宫防务，将皇帝的印玺和兵符牢牢控在手中。 二十二日（丁未日），正式宣告发丧，“天元皇帝”宇文赟在长安天元宣制殿病逝，死时年仅22岁（虚岁），谥号宣皇帝。 但在北周官方史料《周书》中，为了掩盖杨坚篡权的痕迹，把宣帝的死亡日期强行往后挪到二十四日（己酉日）。 二十五日（庚戌日），杨坚扶持周静帝上位，随即杨丽华以“皇太后”下旨“以大司马杨坚为假黄钺、左大丞相，百官皆总己以听”，杨坚正式获得了最高军政大权总揽朝政（为安抚宗室，当时杨坚任命宇文逌为右大丞相，自己任左大丞相，但实权全部在杨坚这位左大丞相兼假黄钺手里）。 授官命令颁布后的几个小时内，杨坚便宣布了这项权力重组计划。他命令年仅8岁的周静帝宇文阐搬出大周权力的心脏——正阳宫（即东宫，也是北周行政与皇权的象征），移居到天台。杨坚随即宣布将“丞相府”设在正阳宫内，并直接住进了皇帝原来的居所。在中国古代礼制中，这种行为被称为“居之不疑”，即以臣子之身占据至尊之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一举动是杨坚对官僚系统的一次大规模“忠诚度测试”。正如你所提到的，大臣们三三两两地窃窃私语，但并没有人敢站出来大声抗议。这种沉默被杨坚视为一种妥协。 卢贲曾任北周宣帝宇文赟在太子时期的东宫属官。在杨坚任大司马期间，卢贲敏锐察觉到杨坚有帝王之相，于是“深自推结”（主动结交）。在杨坚通过矫诏成为辅政大臣后，卢贲被立刻提拔，担任丞相府的重要职务，负责内卫与调度。 杨坚下令迁入正阳宫。当时群臣由于对杨坚的合法性心存疑虑，表现得犹豫不前。卢贲站在百官面前大声喝道：“欲求富贵者，当相随来！”这句话直接撕开了政治博弈的温情面纱，将“站队”与“利益”赤裸裸地挂钩。面对那些想要离场抗议的忠贞派大臣，卢贲早已布下伏兵。史载，卢贲令卫士持械把守出口，封锁了所有退路。百官在明晃晃的刀刃面前，被迫加入了跟随杨坚的队伍。到达正阳宫门时，守门将士因未接正式旨意而阻拦。卢贲展现了武将的威严，“瞋目而叱之”（瞪圆双眼厉声呵斥）。这不仅是体力的压制，更是政治气场的碾压。宫廷卫士在这位“准政变将军”的怒火面前意志瓦解，最终开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