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37年
十二月
5日，张灵甫率305团投入南京保卫战，在淳化镇附近构建新阵地，阻击日军，掩护王耀武51师退入南京。

公元1937年
十二月

月初，王耀武率第五十一师参加南京保卫战，奉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的命令，负责淳化镇、牛首山一带的防御。

7日午后，日军经句容攻至南京近郊，其前锋小队与第五十一师警戒部队接火。

8日拂晓，日军步兵在猛烈炮火及飞机掩护下，向淳化镇的第五十一师阵地进攻，双方夜以继日激战。

9日，日军六辆战车参战，炮兵增加轰击，第五十一师伤亡惨重，全军被迫撤至水西门。军部命令第五十一师担任水西门一带的城墙及水西门外防务，迅速构筑纵深工事固守。王耀武随即令第一五一旅担任水西门外的防务，第一五三旅担任沿城墙的防务，占领水西门、中华门间的城角，及其以左一百米处之城墙阵地，与第八十八师阵地相连。

12日，日军步兵在战车、炮兵掩护下，从雨花台以右地区向第一五一旅阵地猛攻。当日方三辆战车掩护步兵来犯时，国军即集中炮火射击，日军战车慌张乱闯，结果一辆栽入沟壕内，人、车都被守军消灭，两辆仓皇逃回。

不久，日军攻占雨花台，南京外围失去屏障，中华门、水西门第五十一师第一线阵地亦被击破。日军遂由第一五三旅阵地以左地区乘机爬上城墙，占领既设阵地，向第一五三旅左侧发动进攻。王耀武命令李天霞旅长集中力量消灭日军。李天霞率部反复冲杀，但均未奏效。

12日中午，唐生智命令全军撤退。王耀武立即命令第一五一旅赴江边八卦洲附近扎木排过江，第一五三旅及直属队至下关设法渡江，全师过江后在滁县车站附近集结。江边船少人多，部队为抢夺渡船，互相冲突，乃至开枪射击。

正在非常紧急之时，俞济时派副官带一只小火轮来接，王耀武等才得以先后过江。

至浦口后，他发觉第三〇六团团长邱维达仍在城内与日军激战，立即指派两名卫士，坐着自己渡江的一艘机动船，乘黑夜绕过日舰驶至下关，沿岸寻找邱维达踪迹。天将拂晓时，终于将身负重伤的邱维达从炮火下救回。

战后，第五十一师官兵仅存四干余人，损失过半，不久即调至湖北沙市休整，补充兵员。

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日军攻入南京城，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惨无人道，长达六个星期的“南京大屠杀”，共计30万同胞被杀。

十一月

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从西线迁回中国军队后方，对上海实行包抄，战局随之逆转。中国军队为避免腹背受敌，全线撤退。

11日，俞济时率军部及第五十一师王耀武部、第五十八师冯圣法部由罗店附近向后撤退。

行至望亭时，奉命占领阵地，掩护各军撤退，然后经苏州、武进、句容，撤至南京淳化镇地区。

12日，日军占领上海，淞沪会战结束。

十月

5日，黄克功因情感纠纷，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由一个革命的功臣堕落为杀人犯。

事件发生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亲自过问案件，保卫部门缜密细致勘察，最后确认凶手。已承认罪行的黄克功上书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和毛泽东，请求“念我十年艰苦奋斗，一贯忠于党的路线，恕我犯罪一时，留我一条生命，以便将来为党尽最后一点忠。”“黄克功事件”在边区引发震动，有主张让他戴罪立功的，也有主张严惩的。

10日，毛泽东致信边区高等法院，“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主张黄克功身为共产党员，就要执行更为严格的纪律。

毛泽东同志给雷经天同志的信

11日，黄克功逼婚杀人案的公审大会在陕北公学操场举行，来自各学校、部队和机关的一万余人参加了公审大会。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处黄克功死刑，并立即押往刑场执行枪决。

黄克功与刘茜

九月

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拖延已久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随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

至此，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终于在国难当头之时有了一个正式的结果──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八月

月底，51师奉令南进，途经郑州时，需要成立一个补充团，张灵甫被任命为国民党第74军第51师第153旅第305团上校团长，因枪杀妻子事件在部队震动很大，故改名张灵甫，10月初赶赴上海。

13日，日军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上海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开始了历时3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

七月

14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再次上庐山，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进一步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等人谈判。

在庐山，周恩来向蒋介石建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尽速发动全国抗战。

蒋介石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扣住不发，并坚持不同意红军改编后设立统一的指挥机关。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七月

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

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七七事变

29日，日本占领北平

二月
中旬，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是一个矛盾的产物，它既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又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国共合作的主张。

8日、9日，顾祝同奉南京政府命令率兵开进西安，同时，南京政府谈判代表张冲也到西安。

顾祝同到达西安的当天，周恩来便与他会谈，顾答应周恩来：保证不迫害民众团体，同意红军在西安设立办事处等。顾还说，蒋介石原定约周恩来10日赴杭州谈判计划已推迟，蒋要顾先同周恩来谈。

10日，周恩来开始了与顾祝同、张冲的谈判。一场中共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拉锯战开始了。

八月

卢沟桥事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所有服刑的官兵除了政治犯外一律调服军役，并保留原来军衔。（所谓调服军役是当时军事法庭经常实施的刑罚之一，军人服刑期间，只要表现良好，军事法庭可以批准服刑军人外调部队“服务”。）

在“服务”期间处于三无状态：无军饷、无级别、无军衔。

抗战时期，这种调服军役的人有上万人之多，大部分都在调服期间阵亡，少部分表现不好押回去继续服刑。

而张灵甫属于是第三种，即在战争中表现良好得到赦免，恢复正式军人身份。与张灵甫有类似经历的还有何竹本、舒适存等将领。

8月张灵甫被秘密释放，并改名"张钟麟"为"张灵甫"。

9月调任第153旅（旅长李天霞）任上校团长，这个团即日后万家岭战役中著名的第305团。

但此时张灵甫仍是个“三无”团长，直到1938年得到国民政府特赦，他才彻底摆脱了“服役人员”的身份。

抗日战争爆发

公元1936年
十二月

12日上午，在西安做张学良工作的中共代表刘鼎，给中共中央发来一封密电，告知西安事变的大概情况。

当天，早在4月间同周恩来秘密会晤后已经与红军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协议的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就扣留蒋介石和提出的政治主张等事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电中急盼：“兄等有何高见，速复。”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回电张学良：“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会上的讨论非常热烈，最后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会议还决定，应张学良等的要求，由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共商大计。

17日，周恩来偕罗瑞卿、许建国、张子华、童小鹏等人乘坐张学良派来的专机飞抵西安。当晚，张学良设宴招待中共代表团成员。宴后张学良与周恩来就西安事变一事进行了单独的长谈。

周恩来对张学良说：为了争取一个好的前途，避免另一个更坏的前途，现在就必须力争说服蒋介石，使他放弃内战政策，走上一致抗日的道路。因此，我们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同意你的意见，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可以考虑放他回南京。

双方当即商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即延安）、庆阳一带接防；红军加入由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

周恩来再次表明中共的态度：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但要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保障。

杨虎城疑虑：“共产党与国民党是敌对的政党，地位平等，可战可和。可是我们是蒋介石的部下，如果轻易把他放走了，我们的处境就很危险。据我的经验，蒋为人气量狭小，睚眦必报，阴险狠毒。”

周恩来指出：“全国抗日的局面已经形成，抗日已是大势所趋，只要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联合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蒋介石想报复也不可能。”

这时的国内局势和西安局势都极为复杂：

南京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正蠢蠢欲动，准备炸平西安，造成内战；

国民党中央常委和政治委员联席会议已决定免除张学良本兼各职，提出把他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并提出电请旅居德国的汪精卫回国；

孔祥熙和宋美龄等人主张和平营救蒋介石，宋美龄在致蒋介石的信中称“宁抗日勿死敌手”；

阎锡山态度暧昧；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主张政治解决；

而其他地方实力派则采取观望态度；

……

西安局势，一触即发。

公元1936年
十二月

24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兄妹达成了“改组行政院，肃清亲日派”“蒋介石回南京后释放爱国领袖”“分批释放政治犯”“蒋介石停止‘剿共’，抗战发动后，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等等协议。

宋氏兄妹当天向蒋介石转达这些协议后，蒋介石向张学良答应了六条：（一）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定离开西北。（二）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成孔、宋与张学良商组政府名单。决定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三）回南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四）联红容共，现在红军、苏区不变，经过张学良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五）立即召开国民大会。（六）联俄、联英美。

当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的陪同下面见蒋介石。经过一番谈话后，蒋介石最后对周恩来作了三点口头承诺：（一）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统一中国，红军接受我（蒋介石）指挥。（二）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我（蒋介石）和你（周恩来）解决所谈的一切。（三）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去南京谈判。

25日下午，张学良与蒋介石等乘坐飞机从西安机场起飞离开西安。

12日凌晨，张学良和杨虎城为抗日救国，在西安临潼华清池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还扣留了正在西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陈调元等人，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并通电全国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8项政治主张。

十一月
1日段祺瑞胃病突然发作，2日在医院病逝，终年七十二岁。

十月

广西梧州，20日黄昏，二三十年代曾在上海滩组织“斧头党”的洪帮头子王亚樵（为躲避蒋介石缉拿，投奔李济深，被李济深安排在自己老家梧州避难）带着几名随从，正从梧州城巨商李任仁家赴宴回来，半路王亚樵独自前往其部属余立奎之小妾余婉君住所（几个月前余立奎在香港被捕，押进了南京监狱。不久，余婉君带着孩子来梧州找王亚樵。王亚樵念及她乃部属家眷，对其照顾极周，不但在经济上常接济她，而且在自家寓所附近为她租了套住宅。几天前，婉君突然提出要去南京探望丈夫，王亚樵想写封信托她带去，所以，决定去她家一趟，殊不知，戴笠早就以银圆十万元及释放余立奎为条件买通了余立奎之妻余婉君）。

刚一跨进屋门，被绊脚石绊倒，一包石灰就砸在了他的脸上。还未明白怎么回事，就有几个壮汉举着匕首向他扑来。王亚樵平时臂力过人，动作敏捷，四五个人也难以近身，但此时，他毫无防备，双眼又被石灰迷住睁不开，只得乱抡乱打。他这个曾经行刺过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安徽省建设厅长张秋白以及宋子文、蒋介石、汪精卫等而轰动一时的“暗杀大王”，终因寡不敌众，死在了戴笠委派的特务的乱刀乱枪之下，尸体被剥皮处理。

毛泽东后评价王亚樵：“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

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最终实现了在西北的会师。

七月
2日，红二、六军团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

六月
6日，张国焘宣布取消其另立的“中央”，成立西北局。
至此，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活动以失败而告终。

五月
九日，胡汉民与其妻兄、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在广州下围棋，因构思过度，突患溢血。
于十二日晚上7时40分逝世，享年57岁。

二月
中旬，张国焘同意北上。

钱学森（25岁）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专业的硕士学位。

春，刘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天津担任北方局书记。

刘少奇改组北方局，提名彭真任组织部长、陈伯达任宣传部部长、林枫任秘书长。

自此，32岁的陈伯达因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而在党内开始有了一定地位。

蒋介石视察西安，张学良扣押，求其同意国共合作，联合抗日

公元1935年
十二月

10日，陈伯达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派，赶到北平，与李葆华、柯庆施等一道领导当时北平全市学生的总罢课，并负责执笔起草北平学生运动的宣传大纲。

公元1935年
十二月

17日，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在会上，林育英代表共产国际，确定了陕北的中央，才是真正的中央。这一点的政治意义极大。毛主席则在会议上提出了红一方面军未来在军事上的战略方针：东征山西，扩大红军。

20日，日本侵略者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五省自治”，请吴佩孚上台当傀儡，冀察政务委员会聘吴佩孚为高等顾问。他坚决拒绝。

十一月

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华克之、孙凤鸣等以记者身份混入会场行刺，蒋介石当时跟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一起。蒋介石因为礼堂上布置得不合适，蒋介石生气对着叶楚伧骂几句，好久没出来和参会人员照相。孙凤鸣等待不及，便向等待拍摄集体照的众人开枪，于是孙凤鸣改向汪精卫行刺，连击三枪使其受伤。

而就是这次刺杀也是汪精卫最终与蒋介石决裂，日后投降日本做汉奸的一条主要因素，而其枪伤始终未痊愈，也是其在抗战胜利前最终暴毙于日本的主要成因。

十一月
13日午后，被孙传芳俘虏后处决的施从滨之女施剑翘，隐姓埋名十年终于在孙传芳修建的“居士林”中用勃朗宁手枪三发子弹刺杀了杀父仇人孙传芳。

红军在百丈战役中遭受挫败，四方面军指战员逐渐认清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

十月
19日，改编成陕甘支队的红军终于到达陕北的吴起镇，完成了北上抗日的二万五千里行程，长征胜利结束。

十月

21日，为了不把追兵带入根据地。彭德怀指挥陕甘支队，歼敌军一个团，击溃三个团，缴获马匹200，其余缴获无数，取得了中央到达陕甘苏区后的第一个胜利。

战后，毛主席诗意盎然，挥笔写下“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5日，张国焘在松冈附近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但一直不敢对外公开宣布。

朱德和刘伯承像被软禁，被派到前方部队去。

九月

10日，张国焘背着党中央密电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党中央果断决定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

九月

15日，张国焘在阿坝格尔登寺召开中共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诬陷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是“逃跑主义”，鼓吹南下。他还伙同他人一起逼迫朱德当众表态。

17日，张国焘发布南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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