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

为便于行动，中共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按军事编制，组成一支名为“昆仑支队”的短小精悍的队伍，由任弼时（化名史林）任司令员，陆定一（化名郑位）任政治委员……毛泽东则化名李得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

12日，昆仑支队转移到安塞县一个小山沟里的王家湾，在这里停留了56天，指挥全国各个战场的解放战争。

在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的40多天中，中共军队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三大战役的胜利。因占了几座空城而自鸣得意的胡宗南，这时却损兵折将2万多，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到处扑空，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三月

18日下午，已经能够听到胡宗南部队手榴弹的爆炸声和枪声。周恩来与毛泽东从容地在窑洞中吃了晚饭，才最后撤离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一年多的历程。

13日，蒋介石执行“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派出胡宗南以12个旅的兵力，在50架飞机的配合下，分两路直取延安，迫使毛泽东退到黄河以东。

二月

18日，蒋介石派胡宗南部队分五路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

胡宗南计划一直要攻到中共中央的根据地延安。

月底，蒋介石亲自从南京飞到西安，召集在西安的军政大员，部署进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行动。

为争取主动，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

1日，中共中央在政治局会议通过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文件中宣告：“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五月

16日下午，华野六纵三连的副团长何凤山、葛兆田和几个战友开始在洞口喊话进行劝降。

葛兆田

原来张灵甫在会上是号召部下要“誓死效忠党国”，“不成功便成仁”。但真正轮到自己时，却迟迟下不了手。当张灵甫听到我军已经重兵包围了指挥部（孟良崮崮顶北侧山洞），求生的欲望使他乖乖地从洞口走了出来，准备向解放军投降了。但当他看到洞口只有寥寥几人时，他又生萌生了侥幸心理，似乎看到了逃跑的希望，立马举起冲锋枪对着解放军战士们进行扫射。指导员没来得及躲避，被张灵甫打伤。葛兆田一看指导员中弹了，直接拿起美式冲锋枪对“假投降”的国军进行射击。张灵甫胸部中弹后转身想要逃跑，又被葛兆田击中后脑，当场气绝身亡。剩下的敌人一看师长都已经死透了，赶紧把枪丢在一边举起了双头，大叫“别打了！别打了！这次真投降了！”。

就在这时，23师的副师长戴文贤上来了，他一眼就看到了倒在血泊中的张灵甫，生气地问道：“谁把他打死的?”葛兆田以为戴副师长是要夸奖自己了，连忙说：“我打死的！”“你为什么杀他？我要处分你！”原来我军有“活捉张灵甫”的计划，现在破灭了，令戴文贤十分生气。“他打我，我不打他？老蒋打我，我也敢开枪？”这个时候葛兆田的牛脾气也上来了，凭什么自己打死了国民党军官还要遭处分？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后来陈毅问谁打死的张灵甫时，葛兆田看着担架上的尸体本想承认，但一想到戴副师长说要处分自己，他又不敢说了┅┅

1989年，野六纵三连的副团长何凤山以亲身经历的历史见证者身份撰文在《军史资料》第3期：

“经我军发扬火力，勇猛冲杀，白刃格斗，迅速全歼了洞外之敌。我团三连攻占了敌七十四师指挥所洞口。张灵甫又命其卫士队长率 20 余人从洞中冲出，向我反冲击，大部被我军击毙。当时，我曾追问被我击伤 (后因伤重毙命) 的敌卫士队长。他说：‘张灵甫师长在洞内。’我遂叫部队喊话，命令敌人投降。后见洞内无动静，我即命令部队用轻机关枪、汤姆冲锋枪及手榴弹，向洞内射击。过了一会儿，听到洞内有人喊叫：‘你们不要打了，张师长已经被你们打死了。’我立即率人冲进洞内搜索，只见洞内敌人尸体横七竖八，血污满地。我问被俘的敌报话机台长：‘哪个是张灵甫？’他战战兢兢地指认了被击毙的张灵甫”。何凤山还提到：“当生俘的敌七十四师参谋长魏振钺被押送到我第六纵队司令部时，魏对王必成、江渭清、皮定均等纵队首长说：‘俘虏我的那个部队已经活捉了张灵甫。’纵队首长立即派作战参谋陈亮到我团俘虏中查找张灵甫。我向他说明了张灵甫在战斗中被我击毙时的情况。”“上级查明张灵甫确已被我击毙后，命我团将张灵甫的尸体用担架抬着随部队转移。

《人民日报》配发的记者纪实报道说明：尸首查出后，经过被俘的该师辎重团上校团长黄政、五十八旅一七二团上校团长雷励群及张灵甫的侍从秘书张光第等人前往辨认，证实张氏后脑被汤姆枪弹炸烂，血与脑浆均已干涸。人民解放军秉持人道主义精神，备棺代为埋葬，等待张氏家属前来领柩回籍。

张灵甫在孟良崮战役中战死，时年44岁。

年初，王玉龄为丈夫顺利生下一个男婴。

直到7月，王玉龄才获知丈夫阵亡的消息。这时她刚刚过完19岁生日。

张灵甫写给王玉龄的绝笔信

3月29日，中共中央到达清涧县的枣林沟，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坚持指挥全国各战场的解放战争；

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书记，东渡黄河，到华北解放区，进行中央所委托的工作；

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等组成后方委员会，叶剑英为书记，到晋西北解放区负责后方工作。

公元1946年
十二月

1945年王玉龄与张灵甫结婚后，张在南京二条巷79号的蕉园1号（后改为51号，现属白下区）买下了一栋花园别墅，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

1946年12月，在战场上的张灵甫写信给王玉龄。王玉龄说，在这封信里，张灵甫提出把这处房产送给王玉龄。“我当时觉得，房子在他的名下和我的名下都是一回事，所以并没有马上去办过户手续。 ”

张灵甫死后，1948年6月，王玉龄向当时的国民政府南京市地政局提交了张灵甫对她的赠与据、房屋的原所有权状、分段图等文件，申请将房屋过户到她名下。在当年南京市地政局的“声请文件收据”上记载着该局于1948年6月14日确认收到王玉龄提交的上述三份文件。由于国民党战事失利，还没领到地政局核发的产权证时，王玉龄就离开南京前往厦门，后于1948年底到了台湾。

解放后，王玉龄在南京二条巷的房屋一直由政府代管。随着年龄的增长，王玉龄想回大陆居住。 1983年，当时的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发出当年的139号文件《关于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出走弃留的代管房产的处理意见》，提到：“凡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邀请来大陆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的代管房产……凡本人回来房地产定居要求发还者，其祖遗房产和原来居住的房产（包括部分接管没收的房产），应该保证迅速发还，不得借故推延。”

得知文件的规定后，1984年3月，王玉龄在美国通过律师公证，写了委托函，请她的堂兄王胜林代她要求发还房产。据王玉龄说，王胜林在向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说明情况后，得到工作人员的口头承诺：“发还房子没有问题，你堂妹什么时候回来，房子就什么时候给她。”然而，档案显示，就在王胜林走后的一两个月后，5月16日，房产局处理了因城市改造拆除此栋房屋的申请，注明“该张眷属在解放前夕离大陆下落不明”，同年8月8日得到局长批复同意。次年，房屋被拆除。

1984年之后的近30年里，王玉龄多次向南京的房产管理部门申请补偿，但对方一直认为该房产权属于张灵甫而非王玉龄，其权利应由张的全部合法继承人获得而非独归王玉龄，因而拒绝了她的要求。

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落实私房政策办公室负责人表示：如今二条巷51号楼已经拆除，在房屋产权认定为张灵甫的前提下，根据相关政策应该作价补偿，由张灵甫的合法承继人共同享有。而补偿的金额，只有每平方米近600元，这栋300平方米的房子只能得到17万元左右的补偿款。他们提到的政策依据，是建设部1992年44号文件，规定对原去台人员的代管房产，确定产权人后，“可承认其产权，但不发还原房，对其残值给予适当补偿”。

胡长青率部进攻解放区，却被一枪集中胸口，遭受重伤，只能退往后方休息。早就看这个外来户不顺眼的邱清泉大喜过望，一边升胡长青为副军长（明升暗降），一边让200师师长高吉人组织了大批干部和中下级军官前往45师。

等到胡长青醒过闷来，45师已经面目全非，老长官胡宗南自顾不暇，也没工夫替他算这笔账。倒是团长郭吉谦，脑子转弯转的很快，积极向邱清泉靠拢，很快升为新任45师师长。

高吉人

十一月

15日，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于开幕。

16日，位于南京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代表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他慷慨陈词：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大”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及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

周恩来对中外记者宣布：我及中共代表团将于两三天内撤回延安。

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乘飞机离开南京，飞返延安。

至此，从1936年12月周恩来从陕北出来，全权代表中共中央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算起，到1946年11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最后失望地撤离南京，周恩来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了整整10年的谈判。

30日，由毛泽东亲自提出，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庆祝朱德六十寿辰大会。

寿辰当天，毛泽东送上的题词是“人民的光荣”；刘少奇的题词是“朱总司令万岁”；周恩来的祝词：“亲爱的总司令朱德同志：你的六十大寿是全党的喜事，是中国人民的光荣。”

十月

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同时，国民党政府宣布即将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

蒋介石企图以武力消灭中共，并彻底推翻一切和平协议的面目昭然于天下，国共谈判已走向破裂。

六月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朱德和毛泽东发表声明：我军将坚决采取自卫手段。

五月
4日，西南联大宣告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分别迁回北平、天津。

月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三月
17日，戴笠乘的飞机撞在南京附近的江宁县板桥镇戴山，全机人员被摔死。

公元1945年
十月

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任务，中共一方是周恩来和王若飞。国民党一方是王世杰、张群、张治中和邵力子。

8日，双方终于在12次谈判后坐下来讨论由周恩来起草的“会谈纪要”。

10日，国共双方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周恩来、王若飞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中写明：根据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在蒋主席的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

《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

公元1945年
十月

11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送行下，从重庆机场返回延安。

12日，国共双方公布“双十协定”。

13日，蒋介石就对其部下颁发了“剿匪”密令，命令他的将领遵照他所订的所谓《剿匪手本》，对解放区发动进攻。

20日，外蒙古人民在外蒙当局和苏联的监视和控制之下举行公民投票，结果显示97.8%的外蒙古公民赞成外蒙古独立。

九月

刘邓大军发起了著名的上党战役，歼敌十一个师及一个挺进纵队，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接着，刘邓大军又移师东进，阻击沿平汉铁路北犯的国民党军队，取得了邯郸战役的胜利。

八月
日军投降后，74军57师配属新6军空运南京受降，张灵甫升任74军中将军长兼南京卫戍司令。

八月
15日，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而告终。

八月

14日至23日，蒋介石连续给中共发了三次“万急”电报，特邀毛泽东亲临陪都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假和谈”的阴谋早有察觉，对局势也有清醒的认识。但经过慎重考虑，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露蒋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国政府的阴谋，以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2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决定毛泽东亲自前去重庆。

八月

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张治中特意到延安迎接毛泽东等人。

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张治中的陪同下飞抵重庆。

14日，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王世杰和苏联政府代表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该条约的主要内容是针对外蒙古的主权问题，换文内容显示，鉴于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独立愿望，中国同意在日本战败后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外蒙古是否独立。

中国同意在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领土主权完整，不干涉新疆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条件下，依照公民投票结果决定是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国民政府签订此一条约就是默认外蒙独立。

内容包括：

（1）中苏两军协同其他联合国对日本作战，直至获得最后胜利为止。在战后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援助。

（2）中国长春铁路，为中苏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

（3）大连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籍人员担任；中国应将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于苏方；苏联经该口之出入口货物，均免除关税。

（4）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该海军根据地由苏联担任防护。

（5）苏联根据友好同盟条约所给予中国的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

四月

第五军49师被裁撤，胡长青的45师被调入。

在抗战期间，邱清泉曾在胡宗南麾下担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西安第七分校副主任，和胡宗南算是有点交情。

胡长青

三月

5日，王耀武成为国民政府设置的陆军总司令部（下辖四个方面军）所属的第四方面军（辖第十八军、第七十三军、第七十四军、第一〇〇军）中将司令官，与老资格的卢汉、张发奎、汤恩伯并驾齐驱。

二月

20日，张灵甫在少将的军阶上只停了不足百天，就升任第74军中将军长，升迁令附带着一纸短函：“战务紧急，请务于2月21日赴南京报到。”

张灵甫立即给同在上海执行任务的副军长打电话，简短地通知了两件事：一是明天和他一起去南京，二是“把你的西装和皮鞋借给我，我今晚结婚”。

抗战胜利后，经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程潜主婚，年仅17的王玉龄于上海金门饭店和时任国民党七十四军中将军长的张灵甫结为了夫妻，王玉龄成为张灵甫四任妻子，此事曾轰动一时。

婚礼只有七个人参加，没有晚宴，没有主持人，新郎自己祝自己新婚愉快。他说，“身为军人，国难当头，即便是婚礼也不宜多讲，不宜铺张。我能说的就一句：我娶了个好老婆，这比什么中将军衔更重要，战争结束之后，如果我只会讨饭，那也很好，那时候，我在前面唱莲花落，老婆可以在后面给我拿碗。”

七个人把夫妻俩送到上海火车站，他们的新婚之夜，一个睡在上铺，一个睡在下铺。

张灵甫每天忙于训练，王玉龄则搬进了南京郊区的74军军属楼。

后张灵甫在南京二条巷79号的蕉园1号（后改为51号，现属白下区）买下了一栋花园别墅，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张灵甫白天驻扎在城外，但凡进城，哪怕仅五分钟空闲，也要拐到家里看看妻子。

张灵甫保送入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二期深造。

两人即居住在今南京白下区二条巷51号。

婚后不久，解放战争爆发，张灵甫随即奔赴前线。

公元1944年
十二月
周文韬第八师就被从陕西临潼直接空运云南，正式加入54军编制，换装全美械，成为该师主力。

六月
24集团军改编为第4方面军，王耀武升任方面军司令，施中诚仍是74军军长，张灵甫升任副军长。

五月
10日，张灵甫会同前来增援的第19师一起克复永丰，之后暂留守永丰抓紧进行战地整补。

张灵甫任74军副军长兼58师师长参加第四次长沙会战。此后张灵甫一直在湘乡至邵阳一线继续与敌40师团鏖战。

三月

常德保卫战结束后，李天霞由七十四军副军长晋升为一OO军军长兼五十一师师长，下辖第十九、第六十三、第七十五等三个师。先后率部参加长衡会战、桂柳会战和湘西会战。

4日，王耀武辞去军长兼职。

按照军政部的规定，集团军总司令是不拥有所属各野战部队人事权的，而王耀武在卸任军长兼职之后，却在蒋介石的特许下，继续拥有该军的人事任免权。

二月

王耀武因为战功卓著，被重庆军委会任命为新组建的第24集团军司令，下辖第73军、第74军和第100军。这三个军就是王耀武系统的基本人马。

老王升官，74军军长的职位就空了出来。

一直担任副军长，并且从补充第一旅时期就是王耀武副手的李天霞便跃跃欲试。李天霞在74军系统内资历非常深，与老王同为黄埔三期毕业，老蒋八大金刚之一的钱大钧还是李天霞的亲戚。

在74军内部，李天霞的职务一直比张灵甫高一级半。按常理来说，李由副军长转正，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李天霞要升任军长的消息在74军传开之后，张灵甫头一个站出来表示反对说：“欢迎施军长（施中诚）回来领导74军。”

25日，王耀武升任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七十三军、第七十四军、第一〇〇军）兼第七十四军军长。

公元1943年
八月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因车祸去世，蒋介石接任国民政府主席。这是他自1931年12月15日辞去国民政府主席以来再次出任该职务。

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的合影

七月

3日，在胡宗南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就将有关情况紧急密报延安。

4日，朱德致电胡宗南，声称“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

6日，又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及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徐永昌，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

10日，再电胡宗南，声称“若被攻击，势必自卫”。

10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停止行动。

11日，蒋介石复电朱德，否认有调动军队，进攻关中囊形地区一事。

1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告以“延安紧急动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

12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该文首先提出国民党将两个集团军调离黄河河防，准备进攻边区这一事实，然后向国民党提出尖锐质问。在很长时期内，延安一直担心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和日本侵略者妥协，走上和汪精卫同样的道路。

12日，胡宗南下令撤退一个师及两个军部。

13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董必武，告以“由于种种原因，蒋介石在七月十日不得不电胡宗南改变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决心，现在内战危机或可避免”。

六月

17日，蒋介石致电胡宗南，询问“对于边区之准备现至如何程度”，要求胡“详复”。

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将原来在黄河边上防御日军的两个军调到陕甘宁边区外围，作进攻边区的准备，听候蒋的手令即行进攻。其计划是，首先攻占关中分区的淳化、栒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县。这五个县城深入胡宗南统治区，通称“囊形地带”。

29日，胡宗南复电蒋介石：“对边区作战，决先收复囊形地带。对囊形地带使用兵力，除现任碉堡部队外，另以三师为攻击部队，先夺马栏镇，再向北进，封锁囊口。”电称，预定7月28日进攻，一星期完结战局。

SELECT * FROM list where paixu <= 19470401 order by paixu desc limit 40,1 往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