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墨水瓶事件”，蔡元培与学生们共进退，也毅然辞职离开了南洋公学。

21日，为接纳因“墨水瓶事件”退学的南洋公学学生，蔡元培等人求助中国教育会，发起成立爱国学社，校址设于上海南京路泥城桥福源里。

在爱国学社筹备期间，蔡元培先生为了解办学经费的燃眉之急，决定亲赴南京向友人政治思想家蒯[kuǎi]光典求助借款。就在他登船准备出发时，家人就来报信说长子阿根病逝的噩耗。他强忍悲痛，托付中国教育会的同事料理后事，自己毅然启程筹款。三天后，他带着借来的6000元办学经费回到上海。为了维持学社的运营，后来学社和《苏报》达成合作，由教员们写稿来获得资金支持，这也减少了学社的经济压力。

由蔡元培出任总理（即校长），吴稚晖任学监，教师包括章太炎、黄炎培、蒋维乔等，他们多为义务任教。

学社实行学生自治，设立评议会监督校务，开中国近代学生自治先河。课程设置上，首次开设“国文”科目，内容涵盖国文、数学、历史、地理、英语、日语、物理、化学、心理学、法律、体操等。

学社重视军事体操，组织“军国民教育会”，进行德式兵操训练，旨在培养革命军事人才。

14日，南洋公学五班的学生伍正钧误把一个墨水瓶放在了南洋公学思想保守的校教务长郭振瀛的桌上，郭振瀛顿时大怒，他认为这是学生故意在讽刺他“胸无点墨”，当场大声斥骂伍正钧不尊重师长。

事情闹大了以后，学校宣布开除伍正钧，还要给班上所有的学生记大过的处分。

全班同学无法接受这种决定，去找学堂总办汪凤藻，要求辞退郭振瀛并收回开除和处分的决定，但被汪凤藻拒绝了。

15日，这个班的学生决定全班退学。学堂总办还以“五班学生聚众开会，倡行革命，着全体一律开除”的内容发出公告，一时间引起全校学生不满，200多名学生以罢课抗议，声援五班。

蔡元培被派去处理这件事情，但他发自内心地同情学生，认为他们能够学有所成才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召集特班的学生，建议大家自动组织起来，扩大容量，再去招募更多有志求学的学生来更好地进修。

学生们坚决要求学校收回成命，并退一步愿意等到第二天早上十点；但学校寸步不让，于是在第二天的下午中院6个班加上特班的学生一共两百多人，一路高呼“祖国万岁”的口号，列队离开。最终，145名学生从南洋公学退学。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南洋公学学生退学风潮，史称“墨水瓶事件”。

9日，新民府知府增韫亲自到张作霖的驻地，按照名单点验人数，编成了正式军队，特别强调了军纪法规，说明“立功者赏，犯法者死”等纪律，并发给张作霖刻有“新民府巡警前营马队帮带”的木质钤记。

由此，张作霖就由非正规的“保险队”头目变成了朝廷正式任命的“新民府巡警前营”帮带，相当于现在的“副营长”，张作霖月薪银25两。

15日，盛京将军增祺命令新民府：“该头目（张作霖）投诚之心真切，命令你们认真查点，挑选其中精壮者250名留用，军饷由当地筹措。张作霖既然能够真心悔过投诚，当地绅商又能筹捐充军饷，实在是深明大义，值得表扬，批准请求照此办理。”

蔡元培与蒋智由、叶瀚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被推举为会长。

1日元旦，蔡元培（35岁）与黄仲玉结婚。

他们的婚礼在杭州举行，蔡元培反对旧习俗，因此自己的结婚仪式也要按新风气来办。他用写着“孔子”二字的红布代替当地习俗的三星画轴，又用开演说会来代替闹洞房，在当时也是别开生面。婚后，蔡元培和黄仲玉两人在上海开始了新的生活。

春，毛泽东（9岁）从唐家圫外祖父家回韶山，入南岸下屋场私塾读书，启蒙教师邹春培。先读《三字经》，接着读《幼学琼林》、《论语》、《孟子》、《中庸》、《大学》。毛泽东记忆力强，能够口诵心解，很快领悟。在学了一些字以后，父亲便要他习珠算，并给家里记账。

春，陈寅恪（13岁）随长兄衡恪离金陵赴上海，以自费留学生的身份踏上了驶往日本的轮船。

7日，晚清重臣、“中兴元老”李鸿章，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

蔡元培（34岁）受聘为南洋公学（由清末官员盛宣怀在1896年创建于上海，今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前身）特班总教习。

特班是因为这个班里都是经过选拔、国学功底深厚的学生。“特班”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精通国内外事务的新型官员。

关于课程的设置，盛宣怀参考相关资料，确定选修课的门类包括哲学、政法、外交、财经、文史、教育和自然科学等等，学生需要选修其中的一到两门，在规定时间内上交学习笔记；蔡元培负责指导这个班的学生，轮流跟他们谈话或者当面指导，还有每月对学生们进行考核。

12日，孔祥熙（21岁）到达美国旧金山留学。

中国清政府代表奕劻、李鸿章与英、美、俄、法、德、意、日、奥、比、西、荷十一国外交代表，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

顾维钧听从姐夫蒋昌桂的劝说，去考圣约翰书院。

在等待考试成绩时，他又去报考了南洋公学。

发榜时，他被两所学校都录取了，而他最终选了圣约翰书院，3月入学。

袁树勋出任上海道台。顾溶被推荐给袁树勋主理财政，“辟掌支应”。

14日，清朝改变态度下令镇压义和团，袁世凯对义和团进行了无情镇压而得到了列强的欢心。

在八国联军的监督下，清廷官军处决义和团拳民

15日，联军攻陷北京，“解放”了使馆守军。

之后联军又展开报复性袭击和掠夺，

9日，在山西省城巡抚衙门西辕门前，毓贤杀死了传教士及家属共46人，包括15男20女和11名儿童。其中基督教信徒33人，天主教的主教、修士和修女共13人。

山西教案

十七日（7月13日），清政府驻美公使伍廷芳与美国龚断资本集团美华合兴公司，继1898年4月14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又在华盛顿签订《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二十六款。旨在续签《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合同的主要内容包括借款总额增至4000万美元，借款期限变更为50年，以铁路财产作担保，由美方承包工程并代管铁路至债偿清，且禁止修建平行铁路。 

由于此时正值八国联军侵华时期，这份续约直至1902年7月才获得清廷批准。这距订立草合同已经过去4年，约定3年完工的粤汉铁路，此时却尚未开建。

借款续约的签订标志着粤汉铁路建设的进一步推进，同时也引发了湘、鄂、粤三省人民的强烈反对。由于铁路并未按期修成，一再拖延，五年仅修成支线三十二英里，而且美华合兴公司又将股票的大部售给比利时银团（合兴公司是一家实力较小的公司，其经理巴时的意外离世，公司陷入经营困境，不得不远赴欧洲发行债券。在法俄政府及其金融机构的暗中支持下，比利时悄悄购买了合兴公司的大量股票并实际掌控了该公司。当时，法、俄、比集团已经获得了芦汉铁路的建筑权，如果再获得粤汉铁路的建筑权，将严重破坏列强在华的势力均衡，这不仅让一向视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的英国难以接受，清廷也不愿意。且违反原约第十七条载明，不得将合同转售他国及他国之人。），因而触发了三省人民的“废约争路”的斗争。

21日，西太后终下决心，谴责列强“无礼横行”而宣战。

蔡元培的夫人王昭因肝病病逝，去世时才35岁。

妻子逝世后，蔡元培离开了中西学堂，去杭州筹办师范学院，最终没能成功。

16日，清朝中央召开御前会议，讨论了义和团问题。

会议就把义和团看做“义民”还是“乱用邪术之乱民”争执不下，西太后慈禧言道：“法术不可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义和团支持论占了主流。

24日（己亥年腊月二十四日），宫中叫大起，老佛爷慈禧太后撇开皇上，自己于西苑仪鸾殿召见宗室亲贵、王大臣及大学士、军机大臣、各部尚书侍郎、内务府大臣等重要臣僚。

老佛爷降谕：“当初立载湉为帝，天下不满之声四起，只因穆宗同治皇帝无子，不得已而为之。皇上但凡稍具天良，都应日日思想如何孝顺报答。可是前年康党谋逆，意图围颐和园杀我，为皇上张目。载湉竟然赞成，实属大逆不道。现在我已经决定，另立他人为穆宗（同治皇帝的庙号）之后，元旦即行登基。”

陈宝箴（陈寅恪祖父）去世，死前留下遗嘱“陈氏后代当做到六个字，不治产，不问政”，在此之后，陈家再未涉足宦海。

罗振玉资助王国维去日本留学。

17日，联军炮轰天津大沽炮台。

24日，闻一多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闻家铺的一个书香门第，原名闻家晔。

钱均夫、蒋百里这对老朋友，年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时以文字互契而结交。

袁世凯由户部侍郎升任山东巡抚，成为封疆大吏。

近代著名出版家和教育家张元济应盛宣怀的邀请，担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他和蔡元培志同道合、一见如故，经常彻夜畅谈，非常愉快。

两人还商量合资办报，把外国报刊对中国的评论和报道翻译后出版，取名为《开先报》，后来改名为《外交报》。蔡元培还给这份报纸写了介绍，对大众说明了办报的目的。

夏天，晚清官员、金石学家王懿荣是进士出身，在光绪年间任国子监祭酒，某日，王懿荣拉肚子了，太医给他看病，开的药方中有龙骨这味中药。家人把中药买回来后，略懂中医的王懿荣亲自查看药材。他惊奇地发现，这“龙骨”上有很多人工刻画出来的符号。金石学的功底让他断定，这些符号并不简单，应该是一种古老的文字。随后，王懿荣收购大量甲骨来研究，发现了甲骨文。

毓贤任山东巡抚。毓贤认为“民心可用”，对义和拳采用抚的办法，将其招安纳入团。于是义和拳成了合法组织义和团，并授“毓”字旗。

光绪皇帝对变法的停滞感到焦虑，7日罢免了批评变法派的李鸿章的总理衙门大臣一职。

西太后慈禧命令荣禄在天津召集军队，准备对变法派进行武力镇压。

18日，谭嗣同访问了强学会会员、正在训练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请求他杀死荣禄并包围颐和园。

谭嗣同已经做好准备，如果袁世凯不答应，便和他同归于尽。

袁世凯觉察到谭嗣同誓死一搏的心情，当场答应合作。

然而，本来就是李鸿章弟子的袁世凯，当天就夜访荣禄通报了变法派的政变计划。

18日，康有为特意前往日本大使馆拜访伊藤博文，请求他劝说西太后慈禧支持变法。

然而伊藤博文态度冷淡，形式上的推辞使康有为深感失望，叹道“侯爵轻蔑敝国甚矣”。

20日，伊藤博文拜见光绪皇帝。

光绪皇帝对伊藤博文以亲王礼节相待，高度赞扬他在明治维新上的功绩，并要求他协助改革，大胆提出意见。

然而，伊藤博文回答道，“皇上锐意变法。虽不知皇太后圣意如何，但唯恐皇太后与皇上意见一致才能成功变法”，言下之意判断该运动的成功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