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英雄纪念碑从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破土奠基，经历了7年时间终于建成。

13日，解放牌汽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首批12辆解放牌汽车开出工厂，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

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会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会议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

5日，周恩来趁热打铁，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如何压缩仍不切实际的1956年国家预算。

20日，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一文，社论还有所指地说：

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社论初稿送给毛泽东看时，他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这三字中所隐含的不悦，当时并没有人注意到。

后来毛泽东曾专门让人向中央工作会议印发这份社论的摘要，并在摘要上批示：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7日，在上海市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上海市联队与苏联举重队友谊赛，陈镜开以133公斤的优异成绩打破美国运动员C·温奇保持的132.5公斤的56公斤级（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个打破体育运动世界纪录的运动员。

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种关系（即后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对全党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研究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都有指导作用。

但是，毛泽东却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20个亿，受到周恩来等与会同志的反对，毛主席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

会后周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毛泽东离京以后，周恩来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从实际出发反冒进。

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中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

25日，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赫鲁晓夫把以前口口声声称为“父亲”、“慈父”的斯大林指责为“暴君”、“刽子手”、“独裁者”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者”，举世震惊。

6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指示》中说，汉语统一的基础已经存在，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方便人们认字的《汉语拼音方案》开始推广，习惯讲地方方言的人们，普遍学起讲普通话了。

1日，《人民日报》发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的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充分反映了一部分人急于建成社会主义的心情。

15日，北京市率先宣布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北京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

1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座谈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明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都成为了国家工作人员，在为社会主义服务。

28日，国务院第23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有230个笔画太多的繁体字改成了简化字（到1964年一共简化了2238个汉字）。

1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报纸由沿用几千年的竖行文字改成了横排。

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中共中央主席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

陈伯达为首席秘书。

五大秘书各有分工：陈伯达、胡乔木为政治秘书，叶子龙为机要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

国务院成立农垦部，由铁道兵司令员王震上将出任部长。

铁道兵调来了9个师，中国向偏远地区移民达67万人。他们远赴最南端的海南岛，西北的柴达木盆地，以及东北北大荒。

“中华民国政府”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行使了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否决蒙古加入联合国的决议草案。

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

《草案》指出，准备由原来的按企业所得利润的一定比例分配给资本家的办法，逐步过渡到根据企业主的股份，每年发放相当于股价5%的定息，从1956年1月开始发放10年的定息。

王力从越南回国后，担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六中全会。会议根据毛泽东7月31日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决议”严厉地批评了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问题上“采取特别迟缓的速度”的做法，批判了以“坚决收缩”观点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在对待群众积极性方面的悲观主义。

15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17日，在向导师冯·卡门和一些挚友告别之后，钱学森携带夫人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

朱德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并接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授衔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亲自将元帅军衔的命令状，授予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等7人。

林彪、刘伯承、叶剑英当日在青岛、大连等地，未参加中南海的授衔。

人民军队开始实行军衔制、薪金制、义务兵役制度和颁发勋章制度。

31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结束供给制，实行货币分配的工资制。

25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7次会议通过了《市政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9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名义印制的55年版粮票开始在全国各地发行使用。

全国通用粮票当时由粮食部印发，在全国范围内通行，主要流通面值分为0.5市斤、1市斤、3市斤、5市斤等等。

蒋介石突然下令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审查孙立人兵变案，说孙立人的部下郭廷亮是匪谍，企图发动兵变。孙立人因涉嫌此案，被迫提出辞职。

两个月后，蒋介石准许孙立人辞职，其余过失“免予议处”，交由“国防部”随时察考，送到台中软禁。为此，蒋介石还先后逮捕了300余名军官，清洗军队，“孙立人事件”。

1988年，郭廷亮的儿子公布了其父生前留下的一份《陈情书》，披露所谓兵变其实全部都是杜撰。郭廷亮当时是由情报局长毛人凤授命行事，自认为匪谍，借此栽赃孙立人，以达成党国所谓“政治上的任务”。

1日，中美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首次大使级会谈。

中方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后来由王国权接任，美方代表是驻捷克斯伐克大使约翰逊。

会谈共有两项议程，一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双方有所争议的其他问题。

当王炳南提到钱学森回国问题时，约翰逊一再狡辩：“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归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于是，王炳南便亮出最后的王牌——钱学森信件，驳斥道：“既然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中国学者要求回国依然受到阻挠。”在事实面前约翰逊再也无话可说。

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11月9日，周恩来签发国务院命令，敦促“一五”计划涉及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遵照执行，并领导群众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克服困难，为胜利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到1957年年底，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大都超额完成。

由著名文学家和历史学家郭沫若担任院长的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物理学数学化学、生物学地学、技术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四个学部，并在全国高级知识分子中遴选出233位学部委员。

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16日，毛泽东将胡风等人的性质提升为反革命，并为批判胡风的报纸撰写了“提高警惕揭露胡风”的标题。胡风在北京自己的家里被捕入狱

18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

直至胡风被监禁10年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1965年11月26日才给他定刑，判处了14年有期徒刑。

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作出批捕决定的前两天，胡风在家中被公安部人员拘捕。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

1日，潘汉年与陈毅谈到，他曾在1943年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到南京去见汪精卫，说明了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向组织上汇报此事的原因，并把一份自我检讨的材料交给陈毅，请他转呈中央。毛泽东阅后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当天下午毛泽东又指示说“立即逮捕并审查潘汉年”。

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执行包机任务，从印度经香港飞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原定乘载中共代表团前往万隆参加万隆会议。

在香港启德机场停留期间，被国民党特工赵斌丞、赵斌丞，以60万港币买通的一名启德机场清洁工周驹,按照其要求将炸药安上飞机。

飞机在接近印尼海岸时爆炸，机上除3名机员生还外，11名乘客及5名机组人员罹难。

其中包括中国代表团三人、记者五人以及来自波兰、奥地利和越南的记者。

由于周恩来临时改变路线，所以此次刺杀行动失败。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1日清晨6点，林徽因因病逝世，享年51岁。

18日到24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有29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

针对与会各国对新中国缺乏了解和各国之间存在的分歧，周恩来在会上提出“求同存异”的著名方针。

在中国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制定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后来被称为“万隆精神”。

1日，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新版人民币。

旧币以万元为单位，票面额太大。

新币1元兑换旧币1万元。

新币的面值分为1元、2元、3元、5元、10元，而辅币则包括1分、2分、5分、1角、2角、5角等6种。

1953年版的人民币中有三个大面额的券种，就是3元券、5元券、10元券，当时是委托苏联代表印刷的，被钱币收藏者俗称为“苏三币”。

后来中苏关系破裂，为了防止苏方利用手中的印版印刷“真版伪钞”，扰乱中国的金融秩序，中国人民银行下令限期一个月之内把这三种纸币紧急收回，过期作废。

所以后来这三种钞票都成为珍品，之后人民币再也没有发行过3元券，3元券就成为收藏家的至宝了。

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亚非国家首脑会议的五个发起国（印度尼西亚、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正式邀请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将于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4月13日，毛泽东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正式任命周恩来为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

3月12日至28日，周恩来因患急性阑尾炎住院接受手术治疗。

4月7日，周恩来带着尚未完全恢复健康的身体，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一部分人离开北京经重庆前往昆明，并将由昆明赴缅甸。

4月11日，中国代表团的另一部分人员按原定计划乘坐预先包租的印度航空公司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当晚，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计划执行暗杀周恩来、破坏亚非会议的“一号”行动，导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残骸

4月14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乘另外租用的一架印度航空公司专机“空中霸王”号飞抵仰光。

4月16日下午6时，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由仰光飞往雅加达玛腰兰机场。

4月17日，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出现在万隆机场。

4月18日上午，周恩来仪态自若地走进“花城”万隆的独立大厦，出席亚非会议的开幕式。

4月19日下午4点左右，根据大会主席的安排，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周恩来发言，提倡求同存异的精神，消除了会议的重要障碍。

周恩来在万隆亚非会议上发言

4月24日晚，亚非会议胜利闭幕，在一致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写入了十项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