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轴

8日上午9时57分，新中国开国总理周恩来逝世。

13日，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风庆号自5月9日从上海出发远航罗马尼亚，远航欧洲后，终于返抵上海。

“四人帮”借风庆轮远航成功一事歪曲事实，大造舆论，污蔑国务院、交通部不支持国内造船，热衷于买船，是“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矛头直指周恩来。随后，他们根据诬告材料捏造罪名，将交通部派到风庆轮工作的干部拒绝参与这种“批判”的正当行为定性为“反动政治事件”。

1日中午，周恩来离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曾经工作过25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搬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

1973年，第四机械工业部为发展中国电视工业，准备引进一条彩色电视机显像管生产线，为此组成一个技术考察团，去美国进行考察，得到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批准。该考察团在结束考察回国前，美国康宁公司赠给考察团成员每人一件玻璃蜗牛的工艺礼品。

1974年初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后，四机部第十设计院有干部给江青写信反映了这一情况。江青知道后，认为美国赠送蜗牛是侮辱我们，是讽刺中国爬行；她还攻击引进设备是“爬行主义”“卖国主义”“洋奴哲学”。

事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外事部门查清事实：康宁公司常以蜗牛工艺品作为礼品赠送客人，此次给中国考察团成员赠送蜗牛礼品并无恶意。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决定，江青就此事的讲话不印发，不传达，已下发的要收回。“蜗牛风波”得以平息。

4日，邓小平从江西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到了毛泽东的手里。

信中揭批了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罪行，并表示：

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

14日，毛泽东将邓小平的信批给周恩来，称：“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毛泽东有意重新起用邓小平。

周恩来亲自指示由河南息县“五七”干校搬到明港军营，清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一年多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研究所，全部返回北京，恢复工作。

9日凌晨4点半，基辛格在章文晋等中国官员的陪同下，乘坐巴基斯坦民航专机直飞北京，当天12点15分到达北京南苑机场。周恩来总理派叶剑英、黄华、熊向晖和韩叙等到机场迎接。

11日中午，基辛格一行离开了北京，基辛格又出现在巴基斯坦了。

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报，宣布了基辛格访问北京和中国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消息，震惊世界。

10-17日，美国乒乓球队应中共邀请，自东京到北京访问，双方展开的乒乓外交，打开了隔绝22年之久的中美交往的大门，令世界注目。

周恩来总理在接见美国乒乓球队的时候说，你们这次应邀来中国访问，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的赞成和支持。

反共将领朗诺趁西哈努克亲王出国访问之际发动政变，宣布“废除”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

19日上午，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几位领导人到机场亲自迎接西哈努克国王，西哈努克和家人留在北京。

14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奉中央之命，以“中央代表团”成员名义抵达武汉。他们违反周恩来的指示，到处活动，发表明确支持某一派的言论，遭到被压制的另一派组织“百万雄师”的强烈反对。

20日，“百万雄师”一些人冲入武昌东湖谢富治、王力住处，要求与二人辩论。与此同时，武汉三镇数十万军民连续几天举行示威游行，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抗议风潮。七二〇事件

22日，江青对河南省群众组织讲话时，首次提出“文攻武卫”口号。（王力称江青是针对陈伯达的。因为陈伯达前一天提出，要收缴各个群众组织的武装。）

23日，“文攻武卫”口号登在《文汇报》上，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冲击军队、抢掠武器、枪支的事件不断发生。

中旬，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几个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南海怀仁堂中央碰头会上，他们拍案而起，怒斥林彪、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一伙野心家。

在“二月抗争”中挺身而出的“三老四帅”──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人，不久就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

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式。

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

7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写的大字报。

陈伯达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主持起草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该文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8日，全会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决定”以尖锐的语言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9日，全国主要报纸全文刊登，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其“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地位。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会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增加了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改组后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排列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刘少奇由原来排列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会议标志着毛泽东与刘少奇路线的公开决裂。刘少奇在会上多次承认错误，而林彪则在会后赶回北京，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陶铸在会后一度成为“第四号人物”，但随后被打倒，陈伯达的地位进一步上升。

会议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在全会以后，却以极不正常的方式公布林彪为副主席，原来的几位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不再以副主席冠之。

18日，毛泽东亲自在天安门广场出席了首都百万群众“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并首次接见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群众代表。

年初，毛泽东交给周恩来一项早已酝酿过的任务：撇开国家计委，重新组建一个“计划参谋部”（即“小计委”）。主要任务是摆脱计委机关的日常工作，集中到国务院，专心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研究战略问题。

曹聚仁得到确切消息，蒋经国近期将邀请他去台湾商量要事。得此消息，曹聚仁急忙先到北京面见周恩来。周恩来特意让曹聚仁转交给蒋介石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一纲四目”。

“一纲”指：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均按蒋介石意见处理。

“四目”指：

第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所有军政大事安排等均由蒋介石全权处理。

第二，所有台湾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中央政府拨付。

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

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17日，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向世界宣布：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22日，就在西藏武装叛乱平息当天，尼赫鲁正式给周恩来写信，不仅要求将已经被非法侵占的东段边境“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和中段边境的2000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入了印度版图，还要求把西段边境，一直在中国政府管辖之下的阿克赛钦等地区33000平方公里的领土，也要划归印度。这些领土总面积大约12.5万平方公里，差不多相当于一个福建省。中国政府拒绝了尼赫鲁的无理要求。

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6日，周恩来在大会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强调领导经济工作“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

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会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会议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

5日，周恩来趁热打铁，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如何压缩仍不切实际的1956年国家预算。

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种关系（即后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对全党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研究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都有指导作用。

但是，毛泽东却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20个亿，受到周恩来等与会同志的反对，毛主席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

会后周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毛泽东离京以后，周恩来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从实际出发反冒进。

1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座谈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明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都成为了国家工作人员，在为社会主义服务。

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执行包机任务，从印度经香港飞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原定乘载中共代表团前往万隆参加万隆会议。

在香港启德机场停留期间，被国民党特工赵斌丞、赵斌丞，以60万港币买通的一名启德机场清洁工周驹,按照其要求将炸药安上飞机。

飞机在接近印尼海岸时爆炸，机上除3名机员生还外，11名乘客及5名机组人员罹难。

其中包括中国代表团三人、记者五人以及来自波兰、奥地利和越南的记者。

由于周恩来临时改变路线，所以此次刺杀行动失败。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18日到24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有29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

针对与会各国对新中国缺乏了解和各国之间存在的分歧，周恩来在会上提出“求同存异”的著名方针。

在中国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制定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后来被称为“万隆精神”。

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亚非国家首脑会议的五个发起国（印度尼西亚、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正式邀请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将于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4月13日，毛泽东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正式任命周恩来为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

3月12日至28日，周恩来因患急性阑尾炎住院接受手术治疗。

4月7日，周恩来带着尚未完全恢复健康的身体，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一部分人离开北京经重庆前往昆明，并将由昆明赴缅甸。

4月11日，中国代表团的另一部分人员按原定计划乘坐预先包租的印度航空公司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当晚，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计划执行暗杀周恩来、破坏亚非会议的“一号”行动，导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残骸

4月14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乘另外租用的一架印度航空公司专机“空中霸王”号飞抵仰光。

4月16日下午6时，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由仰光飞往雅加达玛腰兰机场。

4月17日，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出现在万隆机场。

4月18日上午，周恩来仪态自若地走进“花城”万隆的独立大厦，出席亚非会议的开幕式。

4月19日下午4点左右，根据大会主席的安排，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周恩来发言，提倡求同存异的精神，消除了会议的重要障碍。

周恩来在万隆亚非会议上发言

4月24日晚，亚非会议胜利闭幕，在一致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写入了十项原则。

20日，周恩来率领200余人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由北京机场登机，取道苏联、民主德国飞往瑞士日内瓦，参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大型国际会议，也是周恩来首次登上国际舞台。

至6月15日，历时51天的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最终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周恩来赢得了众多与会者的赞誉和国际舆论的好评。

6月19日，会议在吸收周恩来提出的六点关于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建议的基础上，通过了由法国代表提出并经中国代表团修正的《关于在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

至7月21日，日内瓦会议双方代表在取得共识后，终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老挝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和《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上签字。

7月23日，周恩来结束历时三个月的国际会议，率领中国代表团飞离日内瓦。

中国和印度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文件中正式写入周恩来提出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随即成为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5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书记斯大林突发脑溢血逝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前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哀悼。

为纪念斯大林，曾取下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一度换上了斯大林的画像，黑纱以及松枝围绕着，并在画像上方，挂着“斯大林同志永垂不朽”的横幅。这是天安门历史上，第一次悬挂外国领导人的画像。

5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承认《日华合约》。

5日，朱德给周恩来写信，建议规定植树节。

1976年，国务院决定以每年的3月12日为植树节。

21日到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召开。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的一句“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会议通过了一系列的建国方案，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法》，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另外选举了6位副主席，选举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大会规定以五星红旗为国旗，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以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

1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新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21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布置一新的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27日和29日的全体会议上，分别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议案，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30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闭幕会。会议选出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张澜、李济深等180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还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等63人为委员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30日下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会上，周恩来提议，将“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他说明其原因是，这里有“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同时还是全国和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会议一致赞同周恩来的提议。

30日傍晚，出席政协会议的全体代表和首都各界群众代表3000余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

周恩来代表主席团为奠基典礼致词后，全体代表脱帽静默致哀。

哀毕，毛泽东宣读纪念碑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篇碑文是毛泽东撰写的。后来经周恩来手书，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共同纲领》规定，新的国家“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

新国家包括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

基本的经济政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会议决定国都定于北平，北平改名为北京；

纪年采用公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国旗为五星红旗。

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张澜、李济深、高岗为副主席，副主席中3位共产党人，3位民主人士。

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

28日，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乘坐火车到达北平前门车站，，中共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亲自迎接。

中旬，新政协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周恩来当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和“起草共同纲领小组”组长。周恩来主持起草建立新中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

1日，南京政府派出了以张治中将军为首的代表团到北平谈判，中共方面则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谈判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

周恩来很明确地提出，有两点是中共一定要坚持的：

第一是必须改编国军；第二中共一定要过江，到南京接收南京国民政府。

经过十五天的谈判，张治中代表团最终接受了这些条件。

但是这个《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文本被李宗仁拒绝了，蒋介石看到《国内和平协定》后则拍桌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2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新闻公报由新华社向全国发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人员乘汽车离开西柏坡，组织参加新政协会议筹备会。

12日（农历正月十五），为了举行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天安门城楼正中间悬挂着毛主席的画像，中间还贴着“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大会”的标语，在标语的两边，还同时悬挂着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聂荣臻、叶剑英、林彪的画像。

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中共中央机关的全体人员，从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意味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粉碎了蒋介石几百万兵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转入了全面反攻。

18日下午，已经能够听到胡宗南部队手榴弹的爆炸声和枪声。周恩来与毛泽东从容地在窑洞中吃了晚饭，才最后撤离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一年多的历程。

3月29日，中共中央到达清涧县的枣林沟，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坚持指挥全国各战场的解放战争；

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书记，东渡黄河，到华北解放区，进行中央所委托的工作；

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等组成后方委员会，叶剑英为书记，到晋西北解放区负责后方工作。

30日，由毛泽东亲自提出，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庆祝朱德六十寿辰大会。

寿辰当天，毛泽东送上的题词是“人民的光荣”；刘少奇的题词是“朱总司令万岁”；周恩来的祝词：“亲爱的总司令朱德同志：你的六十大寿是全党的喜事，是中国人民的光荣。”

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同时，国民党政府宣布即将召开一党包办的“制宪国大”。周恩来随后离开南京返回延安。

蒋介石企图以武力消灭中共，并彻底推翻一切和平协议的面目昭然于天下，国共谈判已走向破裂。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军陆续派接收大员进入东北各城市，但国民政府依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行政接收东北的行动则受到了苏联军队的掣肘。

13日，驻四平苏联军队全部撤离。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在苏军撤离后首先控制沈阳以北的长大铁路干线城市，并由西满军区部署首先夺取战略要地四平。总指挥为钟伟，副总指挥马仁兴（辽宁保安第一旅旅长兼、旅政委邓东哲）。

15日，东北民主联军攻占了四平西郊飞机场，16日晚围住四平城。

第一次四平战役战斗于17日凌晨2点打响。保一旅第一团的任务是从四平西南角海丰屯一线进攻，突破防御后向四平市内发展，占领横跨四平市中心的大铁桥，切断守军联系。激战10个小时战斗结束。除200多名守军逃跑外，其余3,000多守军和政府官员被俘或被歼。俘虏了国民政府辽北省政府主席刘翰东、保安司令张凯及王大化、王耀东等3000余人。东北民主联军缴获轻重机枪69挺、大小炮32门、步枪2,000余枝、汽车20辆、马700匹，以及大批军用物资。

27日，由周恩来、张治中、吉伦军事三人组，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

31日，国军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和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集中5个军11个师的兵力由沈阳地区沿中长路（自哈尔滨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和安沈路（安东至沈阳）向南满和北满发动大规模进攻。

国军在苏撤区的大举进攻，迫使中共中央迅速开始部署四平战役。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命令，林彪主持东北民主联军指挥部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四平战役方案。为实现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林彪决定迅速从东满、南满和西满调兵遣将到四平南部集结，准备同杜聿明集团在四平地区开展一场大会战。四平战役一触即发。

4日11时，马歇尔“三人小组”，由太原飞抵延安机场，来延安巡察。延安机场聚集万人欢迎队伍。

从左至右分别是：毛泽东，周恩来，马歇尔，张治中，朱德

7日，由张群（国民党）、周恩来（共产党）、马歇尔（美国）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简称“三人小组”）作为军事冲突时的调处渠道，在重庆举行首次正式会议 。

从左至右分别为：张群，马歇尔，周恩来

10日，三人小组达成发布停战令协议，要求1月13日午夜停止一切冲突 。国共双方签署协议，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 。

10日，周恩来与张群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右为军调处美国代表马歇尔。

13日，军调部三方委员抵达北平并开始办公 。

19日，军调部指令准备恢复交通的初步计划 。

27日，周恩来由重庆坐飞机飞返延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前往机场迎接。

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通过了政府组织、军事问题、宪法草案等五项决议 。

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任务，中共一方是周恩来和王若飞。国民党一方是王世杰、张群、张治中和邵力子。

8日，双方终于在12次谈判后坐下来讨论由周恩来起草的“会谈纪要”。

10日，国共双方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周恩来、王若飞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中写明：根据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在蒋主席的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

《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

11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送行下，从重庆机场返回延安。

12日，国共双方公布“双十协定”。

13日，蒋介石就对其部下颁发了“剿匪”密令，命令他的将领遵照他所订的所谓《剿匪手本》，对解放区发动进攻。

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张治中特意到延安迎接毛泽东等人。

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张治中的陪同下飞抵重庆。

8日、9日，顾祝同奉南京政府命令率兵开进西安，同时，南京政府谈判代表张冲也到西安。

顾祝同到达西安的当天，周恩来便与他会谈，顾答应周恩来：保证不迫害民众团体，同意红军在西安设立办事处等。顾还说，蒋介石原定约周恩来10日赴杭州谈判计划已推迟，蒋要顾先同周恩来谈。

10日，周恩来开始了与顾祝同、张冲的谈判。一场中共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拉锯战开始了。

此前部队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写信给中革军委要求改换领导。林彪信的大意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四川会理召开。会理会议批评了林彪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的正确，并表示了对毛泽东的军事领导的充分信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

会上，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其主要观点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他以客观原因来掩盖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接着，周恩来作了一个副报告。他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对这一错误，周恩来主动地承担了责任，并对李德、博古的错误提出了批评。

在这次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会议上，朱德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判“左”倾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会议决定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会后，朱德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道指挥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遵义会议会址

11日，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到达湖南通道县城。

中央负责人之间在红军战略行动方向上发生了重大的争论——是北上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还是西进转向贵州建立川黔根据地。

博古、李德仍旧主张北上湘西的方针，而毛泽东提出红军必须西进。

周恩来和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李德见没有多少人听他的，愤然离开会场。

北上的路上，有蒋介石早已布下的五六倍于红军的重兵，去那里就等于钻进蒋介石的口袋，红军必亡无疑；西进，则是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山区，红军可以摆脱围追堵截，得以生存。

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三人为常委。

此时，张国焘和妻子杨子烈尚在从莫斯科返回上海途中，至1月中旬才到达上海。

王明虽未进入常委，但这颗“新星”在米夫支持下已掌握了中共中央的实权。

罗章龙召开“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成立“非常委员会”。走上了成立“第二中央”“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之路，进行分裂活动。周恩来出面找他谈话，无效。

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

7日上午8时半至晚上11时半，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原先中共的主要领导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退出了政治局。李维汉、贺昌退出中央委员会，增补王明、沈泽民、夏曦等九人为中央委员。

米夫拟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名单如下：

政治局委员9人：向忠发、项英、徐锡根、张国焘、陈郁、周恩来、卢福坦、任弼时、陈绍禹（王明）。

候补政治局委员7人：罗登贤、关向应、王克全、刘少奇、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

罗章龙和他的支持者与米夫、王明发生了正面冲突。

罗章龙一派的史文彬站起来，宣读了一张补充中央委员名单：“刘成章、吴雨铭、李震瀛、袁乃祥、孟宪章。”

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艾伯特决定：“参加会议的都有表决权。”米夫提出的名单得到了多数票。罗章龙一派失败。

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与瞿秋白和周恩来，一起起草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又称“七月决议”。

月底，周恩来和瞿秋白从莫斯科动身回国。

18日至7月11日，中共奉共产国际之命在苏联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六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

会上，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

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第一，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

会上，张国焘与瞿秋白发生多次争论，最终的结果是，虽然二人均进入政治局，但都被留在莫斯科，领导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中共六大代表名单

1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特派代表身份，在江西南昌主持武装起义，代行政治局职权。

张国焘曲解了党中央关于“起义要慎重”的意见，要求重新讨论起义。

愤怒的李立三和周恩来拍案而起。当时，知道起义秘密的人已过百，一些起义部队正在调动，起义已经无法阻止。最终，张国焘只得服从多数。

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爆发。

时任南昌公安局局长朱德、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国民革命军2万余人，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几小时激战，全歼驻南昌敌军3000余人，于拂晓占领南昌。

29日，唐生智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表反共宣言，要求武汉政府“分共”，并强占工会会所，拘捕共产党人。

当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张太雷、谭平山等人在鲍罗廷处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决定公开宣布解散纠察队，实际将纠察队人员编入尚能容纳共产党人的张发奎的军队。

22日，周恩来列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25日，周恩来再次列席常委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担任中央军人部（军事部）部长。中央还决定，作为军人部部长，在必要时周恩来可以参加中央常委会议。从此，周恩来成为中共中央军事工作的最高领导者。

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代理张国焘的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工作。

从此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周恩来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2日凌晨1时，蒋介石派遣的一队队全副武装、臂缠“工”字符号的人马，看上去像工人纠察队，却突然袭击了上海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的工人纠察队队部，拉开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序幕。随即，蒋介石对国民党内的共产党进行清洗。

一种说法是：蒋介石与青帮头目杜月笙达成了协议，青帮屠杀了数千名工人领袖和工人，300人被打死，5000人失踪，周恩来也被逮捕，后与一个他在黄埔军校的学生逃走。

21日晨，中共上海区委发出了举行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命令。周恩来担任起义总指挥、赵世炎任副总指挥。战斗在上海市内分七个区进行，经过30个小时的激战，共产党在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领导下，在组织的80万工人罢工配合下，共产党武装了工人纠察队，到22日下午6时，攻克了敌人的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全歼北洋军阀部队3000人和警察2000人，占领了上海，建立了临时市政府。

1927年3月21日，上海爆发第三次工人起义

周恩来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

中共中央给周恩来的首要任务，是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16日，广州国民政府突然表示，接受周恩来曾多次提出的辞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的请求，宣布免去他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的职务。这时的周恩来，仍担任着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结婚。

中共广东区委重建，周恩来被任命为委员长兼宣传部部长。中共广东区委也称两广区委，负责广东、广西、厦门、香港等地党的工作。

随着国共合作形势的发展，国内革命运动以广东为根据地蓬勃开展起来，急需大批干部。旅欧党团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选送一批干部回国，下旬，周恩来与刘伯庄、周子君、罗振声等人从法国乘船归国。

1924年7月，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成员欢送周恩来归国时的合影。前排中坐者为周恩来

16日，孙中山宣布黄埔军校正式创建，这表明中苏之间、国共之间的军事政治合作已经开始。

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加伦任参谋长，廖仲恺被任命为黄埔军校国民党党代表，他的副手是留法的年轻有为的中共党员周恩来。

首期500名军校学员是从3000名申请者中通过公开考试入选的，他们在军校正式开学五六个星期前的5月5日就被录取了。

任黄埔军校校长时的蒋介石

旅欧少年共产党召开会议，会上举行了总投票，决议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改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王若飞、周恩来、尹宽、陈延年五人当选为委员。

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旅欧共产主义组织召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

周恩来与赵世炎、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萧子璋、刘伯坚、傅钟等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的代表共18人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共开了三天，通过了组织章程，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三人，即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赵为书记，周负责宣传，李负责组织。

会议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由周恩来负责筹办。

《少年》月刊创刊于1922年8月1日，编辑部设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小旅馆内，那里同时也是旅欧少共中央执委会的办公处。

周恩来由神户乘轮船返回中国。

26日，周恩来（19岁）毕业于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典礼，获得“国文最佳奖”。

由于大伯父周贻赓的工作有了变动，改任天津长芦盐运司榷运科科员，周恩来（15随）又随伯父南下天津，在天津河北区元纬路元吉里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