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轴

中旬，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几个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南海怀仁堂中央碰头会上，他们拍案而起，怒斥林彪、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一伙野心家。

在“二月抗争”中挺身而出的“三老四帅”──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人，不久就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

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式。

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

7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写的大字报。

陈伯达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主持起草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该文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8日，全会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决定”以尖锐的语言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9日，全国主要报纸全文刊登，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其“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地位。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会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增加了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改组后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排列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刘少奇由原来排列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会议标志着毛泽东与刘少奇路线的公开决裂。刘少奇在会上多次承认错误，而林彪则在会后赶回北京，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陶铸在会后一度成为“第四号人物”，但随后被打倒，陈伯达的地位进一步上升。

会议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在全会以后，却以极不正常的方式公布林彪为副主席，原来的几位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不再以副主席冠之。

18日，毛泽东亲自在天安门广场出席了首都百万群众“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并首次接见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群众代表。

15日，李富春以中国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等文件上签字。

这一“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将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91个工业企业项目，加上1950年签约援助中国的50个，总共141个项目。

15日，周恩来率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和副主任李富春等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起程赴苏联。此行的目的是就中国“一五”计划的草案征询苏联老大哥的意见，并寻求苏联援助。

斯大林对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此次来访高度重视，在一个月时间里先后三次同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会谈。

刘少奇进入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第三期学习。

两年来，已经有两期学员从预备班毕业，第二期学员李富春、李维汉等毕业后刚刚离校。这两期学员中有不少人去了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