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轴

15日，中办主任汪东兴把陶铸夫人曾志叫去，对她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但是去了以后不准与外界通信，不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陶铸到那里后，每月给他一百元生活费，生活自理。汪东兴还规定陶铸离开北京的时间为18号。

当曾志回去将汪东兴的话如实相告后，陶铸沉思良久，然后毅然决定不要曾志陪同，自己去合肥。

16日，中直政治部主任王良恩来与陶铸谈话，说：“审查你的历史，你有变节自首的问题。”陶铸冷冷地说：“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你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是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作出说明。”陶铸表示同意离开北京去合肥。

4日以后，陶铸失去了自由，被监禁在中南海原杨尚昆的住处。

同月20日左右，陶铸失去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力，其住处被派驻了四名警卫。

到了3月，陶铸遭受的迫害进一步升级。

4日，他们在人民大会堂东边会议室接见湖北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陈伯达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后，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后来变本加厉……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是的，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化革命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的新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陈伯达的这番话，为打倒陶铸定下了调子。这时候的陶铸就在隔壁房间里，竟毫无所知。

当天傍晚，北京的街头巷尾便出现了大量的传单、大字报、大标语，赫然印着醒目的新口号：“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晚上，首都数千名红卫兵和造反派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等新口号。

晚9时，中南海西门外响起了一片“打倒陶铸”的口号声。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广播着陈伯达的讲话。

几乎同时，急电发往全国各地。各大城市的红卫兵、造反派也连夜刷出大标语：“北京急电——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据曾志（陶铸夫人）回忆：直到深夜12点多，陶铸才回来。我把情况相告，他竟全然不知？！凌晨两点多钟，总理来电话告诉陶铸，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

陈伯达、江青、康生点起的“打倒陶铸”之火，迅速燃遍全国。

24日，在“文化大革命”碰头会上，江青质问陶铸：“为什么不许批斗余秋里、谷牧（当时为国务院主管生产的负责人）？谁作梗？”陶铸说：“明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要订，是我不让斗。”江青、张春桥听后一起狂叫：“党内最大保皇派就是你陶铸！”陶铸凛然地宣布：“咎由自取，我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

4日下午，林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文革小组”借机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王力等人攻击陶铸用生产压革命（新中国成立后陶铸长期在广东从事地方工作，对革命和生产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着切身的体会。在经历过1957年至1959年期间的政治冲击生产的运动后，他一直强调“抓革命促生产”）。陶铸迫不得已地作了“检查”。

2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根据江青的授意给江青写信，指责陶铸。他在信中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的说法，是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关锋还在信中建议中央“密切注视，加以考察”。江青收到信后把信转送给毛泽东。

28日，在文艺界召开的动员大会上，江青发表讲话，她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她故意“忽略”了名列陈伯达之前的陶铸，而且她明明知道她的讲话将要印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言外之意，陶铸不是毛主席革命战线上的人，人们可以任意怀疑并进而打倒他。

2日，陶铸在中央组织部讲话时再次重申：“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作敌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他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25日，知道十一中全会内情的中央组织部三百多名干部，要求前往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送交决心书，表示坚决揭发、斗争刘少奇和邓小平，此举为陶铸阻止，他说“组织部组织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刘少奇，贴他的大字报，这种做法我不赞成”。

1日（毛主席还未看到李达的求救信），陶铸就已经批复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将李达开除党籍的报告。

24日，李达含冤逝世，享年76岁。

毛主席曾经在李达去世时感慨：“他为党做出了许多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式。

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

7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写的大字报。

陈伯达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主持起草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该文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8日，全会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决定”以尖锐的语言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9日，全国主要报纸全文刊登，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其“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地位。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会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增加了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改组后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排列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刘少奇由原来排列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会议标志着毛泽东与刘少奇路线的公开决裂。刘少奇在会上多次承认错误，而林彪则在会后赶回北京，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陶铸在会后一度成为“第四号人物”，但随后被打倒，陈伯达的地位进一步上升。

会议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在全会以后，却以极不正常的方式公布林彪为副主席，原来的几位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不再以副主席冠之。

18日，毛泽东亲自在天安门广场出席了首都百万群众“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并首次接见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群众代表。

16日，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武汉三镇，正在遭受批斗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立刻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向毛主席求救。

结果，这封信被人扣押，20天后才辗转到达北京，毛主席看到信后，作出批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

5月底，经邓小平推荐，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被调往北京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取代了刚刚被打倒的彭真的工作。

6月1日，陶铸从广州飞往北京，走马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