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轴

太平军到达大渡河，此时太平军据骆秉章奏稿有三四万人。对岸尚无清军，石达开下令多备船筏，次日渡河，但当晚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无法行船。

三日后，在大渡河东线防御的清兵来到对岸，太平军为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多次抢渡不成，粮草用尽，陷入绝境。

南字营都司王松林到太平军营谈判，石达开决心舍命以全三军。其中，石部三千人被王松林收编，剩余两千人保留武器，驻扎大树堡。

后来，两千人中有七百人过河，遣散或被杀。

石达开被押往成都后，清军背信弃义，夜袭大树堡剩余一千多人，除三百老幼存活外，全部被杀。

淮军正式成立，共八千人，计划沿长江顺流而下，从太平军的营垒旁冲过去增援镇江，但尚未确定。

二十八日，上海的官绅们筹集了十八万两白银，雇用七艘轮船，驶来安庆迎接淮军。于是，李鸿章决定将军队分三批赶赴上海。

三月三十日，淮军全部抵达上海，李鸿章奉旨代理江苏巡抚，薛焕（原江苏巡抚）为通商大臣，专门负责外交事宜。

洪秀全的太平军侵占江苏，苏州、常州都已沦陷。上海候补道杨坊知道华尔稳重刚毅有才干，就将他举荐给布政使吴煦。于是，吴煦向美国领事申请，赦免了华尔昔日的罪行，让他招募了几十名愿意从军的欧美人，又增加了几百名自愿应征的中国人，加以训练，防卫江苏、上海。后来，这支部队多次与敌军交战，常能以少胜多，所向披靡。因此，清军、太平军都称之为“常胜军”。

三河战役不仅造成李续宾部全军覆没，更直接导致曾国藩指挥的湘军皖赣战场防线动摇。

三河之役败后，在建昌（今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南丰县一带）整军期间，曾国藩深感湘军早期由于过度依赖“勇气”而缺乏严密的行为规范，导致部队驻扎时扰民严重，不仅得不到当地民众支持，甚至因“抢掠”行为引发情报泄露与后勤补给困难。他意识到若要长久与太平天国周旋，必须建立一套标准化的“部队行为规范”，以扭转湘军在民间的口碑，建立稳固的根据地。

《爱民歌》并非单纯的文学创作，其本质是湘军的行为准则手册，采用通俗易懂的七言顺口溜体，便于底层士兵传唱记忆。

此举在湘军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战略影响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由“流寇式作战”转向“驻防式作战”：

曾国藩通过《爱民歌》将士兵的行为逻辑固化，使得湘军在驻扎区域能够迅速稳定民心。这种“得人心者得天下”的策略，使得湘军在后续攻占安庆、金陵的战役中，具备了长期驻扎与持续补给的能力。

情报搜集闭环的构建：

由于军纪整肃，民众不再视湘军为敌，从而能够为湘军提供太平军的动向信息。这直接弥补了湘军在初期因地理环境不熟而导致的侦察盲区。

品牌标识化：

《爱民歌》成为湘军的一张名片。相比于太平军后期的纪律松弛与清朝绿营的腐败无能，湘军通过这种“软治理”，在政治上迅速树立了“王师”的形象，这对招募地方团练和获得地方士绅支持至关重要。

“天京事变”六周后，石达开赶回天京，石达开谴责韦昌辉的滥杀行为，“独杀东王及其亲随即可，何杀众多兄弟？”两人发生口角，韦昌辉骂石达开，北王韦昌辉把石达开反对滥杀无辜的主张看成对东王的偏袒，石达开怒曰“今日之残局，汝自行解决，与我无关”，遂甩手而去。

当晚，韦昌辉欲杀石达开，预感到危机的石达开仅带数名随从逃出天京。而韦昌辉将留在天京城的石达开家人及部属全部杀害。

石达开在安徽举兵靖难，召集前线的太平军，要求天王洪秀全处决韦昌辉，否则将起兵进攻天京。

天王见全体军民都支持石达开，遂下诏诛韦昌辉。

太平军及湘军在九江展开激战。石达开将湘军水师巧诱至长江沿岸的鄱阳湖，并封锁湖口。湘军战船陷于湖内，无法动弹，被太平军逐一击破，受到毁灭性打击。太平军还缴获了曾国藩的坐船。曾国藩在逃亡途中，不能忍受惨败的打击，欲寻自尽，侥幸被救。

湘军在湖南取得了与太平军交战的首捷，随后又相继在湖北、江西获胜，天京受到威胁。

12日，洪秀全率太平军攻克武昌，毙清湖北巡抚常大淳。

曾国藩奉旨前往江西主持乡试，途中获悉生母江氏去世，获准还乡丁忧守制；此时太平军攻入湖南，清廷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

太平军占领了地处深山的永安州后，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完成了建设新国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