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梧州，20日黄昏，二三十年代曾在上海滩组织“斧头党”的洪帮头子王亚樵（为躲避蒋介石缉拿，投奔李济深，被李济深安排在自己老家梧州避难）带着几名随从，正从梧州城巨商李任仁家赴宴回来，半路王亚樵独自前往其部属余立奎之小妾余婉君住所（几个月前余立奎在香港被捕，押进了南京监狱。不久，余婉君带着孩子来梧州找王亚樵。王亚樵念及她乃部属家眷，对其照顾极周，不但在经济上常接济她，而且在自家寓所附近为她租了套住宅。几天前，婉君突然提出要去南京探望丈夫，王亚樵想写封信托她带去，所以，决定去她家一趟，殊不知，戴笠早就以银圆十万元及释放余立奎为条件买通了余立奎之妻余婉君）。

刚一跨进屋门，被绊脚石绊倒，一包石灰就砸在了他的脸上。还未明白怎么回事，就有几个壮汉举着匕首向他扑来。王亚樵平时臂力过人，动作敏捷，四五个人也难以近身，但此时，他毫无防备，双眼又被石灰迷住睁不开，只得乱抡乱打。他这个曾经行刺过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安徽省建设厅长张秋白以及宋子文、蒋介石、汪精卫等而轰动一时的“暗杀大王”，终因寡不敌众，死在了戴笠委派的特务的乱刀乱枪之下，尸体被剥皮处理。

毛泽东后评价王亚樵：“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

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最终实现了在西北的会师。

2日，红二、六军团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

6日，张国焘宣布取消其另立的“中央”，成立西北局。

至此，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活动以失败而告终。

九日，胡汉民与其妻兄、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在广州下围棋，因构思过度，突患溢血。

于十二日晚上7时40分逝世，享年57岁。

中旬，张国焘同意北上。

钱学森（25岁）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专业的硕士学位。

春，刘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天津担任北方局书记。

刘少奇改组北方局，提名彭真任组织部长、陈伯达任宣传部部长、林枫任秘书长。

自此，32岁的陈伯达因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而在党内开始有了一定地位。

蒋介石视察西安，张学良扣押，求其同意国共合作，联合抗日

20日，日本侵略者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五省自治”，请吴佩孚上台当傀儡，冀察政务委员会聘吴佩孚为高等顾问。他坚决拒绝。

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华克之、孙凤鸣等以记者身份混入会场行刺，蒋介石当时跟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一起。蒋介石因为礼堂上布置得不合适，蒋介石生气对着叶楚伧骂几句，好久没出来和参会人员照相。孙凤鸣等待不及，便向等待拍摄集体照的众人开枪，于是孙凤鸣改向汪精卫行刺，连击三枪使其受伤。

而就是这次刺杀也是汪精卫最终与蒋介石决裂，日后投降日本做汉奸的一条主要因素，而其枪伤始终未痊愈，也是其在抗战胜利前最终暴毙于日本的主要成因。

13日午后，被孙传芳俘虏后处决的施从滨之女施剑翘，隐姓埋名十年终于在孙传芳修建的“居士林”中用勃朗宁手枪三发子弹刺杀了杀父仇人孙传芳。

红军在百丈战役中遭受挫败，四方面军指战员逐渐认清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

19日，改编成陕甘支队的红军终于到达陕北的吴起镇，完成了北上抗日的二万五千里行程，长征胜利结束。

21日，为了不把追兵带入根据地。彭德怀指挥陕甘支队，歼敌军一个团，击溃三个团，缴获马匹200，其余缴获无数，取得了中央到达陕甘苏区后的第一个胜利。

战后，毛主席诗意盎然，挥笔写下“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5日，张国焘在松冈附近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但一直不敢对外公开宣布。

朱德和刘伯承像被软禁，被派到前方部队去。

10日，张国焘背着党中央密电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党中央果断决定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

15日，张国焘在阿坝格尔登寺召开中共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诬陷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是“逃跑主义”，鼓吹南下。他还伙同他人一起逼迫朱德当众表态。

17日，张国焘发布南下命令。

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公开对抗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挟制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所部南下，并另立“中央”。

中旬的一个夜晚，张国焘派人将曾中生秘密杀害于四川西北部的卓克基。时年35岁。

月初，中央军委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朱德和张国焘一同指挥左路军。

6日，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生于青海湟中县祁家川村一个藏族农民家里，属于藏族聚居的安多地区。

张国焘在看到红一方面军兵力比红四方面军少得多时，个人野心进一步膨胀。他迟迟不指挥四方面军北上，反而致电中央提出另一套主张，并要求首先“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18日，为了顾全大局，维护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中央政治局接受周恩来的提议，将周原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

31岁的顾顺章被秘密处决，死于苏州监狱。

中旬，毛泽东率领，朱德任总司令的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

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红军北上开辟川陕甘根据地，通过了北上抗日的决定。

29日，中央军委拟订《松潘战役计划》。

懋功以北通江县两河口

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做出的决定

此前部队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写信给中革军委要求改换领导。林彪信的大意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四川会理召开。会理会议批评了林彪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的正确，并表示了对毛泽东的军事领导的充分信任。

1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抢渡金沙江。红军分三路抢渡：红一军团抢占尤街渡；红三军团抢占洪门渡；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抢占皎平渡。

3日在皎平渡偷渡成功，全歼对岸国民党守军，并击溃了川军两个团的增援，俘敌600余人，控制渡口。由于洪门渡江流太急，龙街渡江面太宽，飞机低飞骚扰，两处均不便渡江。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及央军委纵队全部由皎平渡过江。

至9日，红军主力在皎平渡依靠7只小船全部渡过金沙江。与此同时，红九军团也在东川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区，渡过金沙江。至此，红一方面军跳出了几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把尾追之敌全部甩在金沙江以南。

因叛徒出卖，方志敏被国民党第四十三旅俘获。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

会上，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其主要观点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他以客观原因来掩盖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接着，周恩来作了一个副报告。他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对这一错误，周恩来主动地承担了责任，并对李德、博古的错误提出了批评。

在这次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会议上，朱德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判“左”倾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会议决定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会后，朱德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道指挥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遵义会议会址

年初，国民政府决定，由梁思成担任山东曲阜孔庙修缮和养护工程的首席顾问。

冬天，张灵甫率团跟随胡宗南进攻陕北苏区。家眷都留在西安。

10月，张灵甫所在的第一师在松潘草原围剿红军失败，撤退到甘肃甘谷县休整，此战失败，大家都很颓丧，胡宗南更是因此病倒，跑到南京看病去了。

32岁的张灵甫也趁此空隙，向师部请假回西安老家探亲。

吴海兰借住在堂兄张德甫的家中（西安莲寿27号）。那是一座前后两进的大院子，张德甫一家住后院，前院则租给了一对李氏姐妹。

回到西安的最初几天，张灵甫表现得和平常无异，他不仅和吴海兰在西安小住几天，白天逛街，晚上去戏院看戏，还带着堂兄家的孩子出门游玩，丝毫没有流露出异样。

几天以后，两人一起回长安县东大村，后来张灵甫又发现自己带回家的文件不见了，问吴海兰，而吴却是不理不睬，让张灵甫很是生气。

接着张灵甫带吴海兰回老家，路过母亲的墓园时，张灵甫下车去祭拜，并让吴海兰一同前往。可是因为两人发生了不快，吴海兰怒气未消，便不肯去。

僵持了一会，吴海兰虽然服从了丈夫，可是只是站在坟前，却不肯作拜，这让张灵甫更为不满，强压着怒气没有发作。

两人回到张家老院后，依然各有脾气，互不相让。你一句，我一句，一路拌嘴来到了后院菜地。张灵甫一下子没控制住脾气，拔出手枪，对着妻子的脑袋，砰的一声，一枪毙命，吴海兰应声倒在菜地里。

吴海兰

邢凤英惊恐地回头，只见吴海兰直直地倒在菜地里，鲜血瞬间染红了身下的泥土，而张灵甫正握着一把手枪站在一旁，眼神冰冷得吓人。

邢凤英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往门外跑，甚至忘了呼救，出门时还下意识地，帮张灵甫带上了菜园的门。

事发之后，张灵甫异常冷静地处理了现场，先是烧掉了吴海兰的衣物，随后将尸体藏匿起来，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独自返回西安城，整理并烧掉了吴海兰的一切。没多久，他在当地的《西安日报》上看到了揭发自己的杀妻报道，一经打听，才知道是租住在前院的李氏姐妹所谓。为了暂避风头，张灵甫迅速离开西安，回到了部队，让人意外的是，这份报道最终也没有掀起什么风浪。

张灵甫把人打死后，没有做任何的交待和后事处理，便直接回到了军营，把烂摊子丢给了家里人。直到消息传到吴海兰娘家人耳里，才有了吴家人坚持不懈地上告之事，吴海兰的哥哥吴正有，一路从四川广元跑到西安，不仅向当地法院递交了诉状，甚至还找到了第一师投诉，然而没人愿意得罪中央军，第一师也选择了装聋作哑，吴正有的诉状也就没了下文。吴正有投诉无门，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将诉状递交到了吴海兰生前参加的西安妇女协会，还在西安街头四处张贴告示，控诉张灵甫的罪行，要求将其绳之以法。至此，“团长古城杀妻”案引发了全国舆论。

此时张学良被老蒋调到西北，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张学良的妻子于凤至也因此经常来往于西安。张学良夫人于凤至来到了西安，妇女协会把吴正有的控告信转到了她的手里，于凤至回到南京就把此事告诉了宋美龄。宋美龄告知蒋介石后，蒋介石一听有人告状，说自己的黄埔门生无理杀妻，非常生气，立刻吩咐下面将人送南京军事法庭查办。

可胡宗南对张灵甫格外照顾，没有按照命令直接逮捕张灵甫，只是私下告知他，让他自己去南京主动请罪。

张灵甫在投案之前，回了一趟长安县的老家，并且将自己所有的积蓄都留给了家人，或许是感动于结发妻子邢凤英对家人的照顾，张灵甫对其也表现出了难得的温柔和感激（邢凤英或许就是在这期间怀孕）。

四十年代的邢凤英和儿子张居礼以及吴海兰的女儿张清芳

张灵甫对此毫不在意，一路上走走停停，钱花光了就靠卖字为生，毕竟他的书法在南京小有名气，当时夫子庙一带不少店铺的招牌都出自他手。

就这样，他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慢悠悠地抵达了南京，丝毫没有认罪的紧迫感。

在南京军事法庭上，经过简单的审理，起先初审内定是要判处张灵甫死刑的，连名字也被打上了红勾，择期待决。在被判处死刑之际，张灵甫在狱中染上了疟疾，几乎奄奄一息。模范监狱的典狱长和他的关系不错，他对张的处境表示惋惜和同情，并竭力为张灵甫打气，还悉心安排狱医为张灵甫治病。不久之后居然起死回生，战胜了病魔，于是他又重新燃起了求生的欲望，听从典狱长的劝说，向军事法庭递交了申诉书，判决就被改判为十年有期徒刑，关押在老虎桥模范监狱。

但这座监狱对张灵甫而言，更像是一处特殊疗养院，因为他住着单人牢房，每日除了吃饭和睡觉，就是专心练习书法，受到各种优待。

大约在监狱待了快一年以后，张灵甫得到了两个好消息：

第一，他的妻子邢凤英为他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张居礼。

第二，军事法庭的人派人去了一趟西安以后，不久爆发了中外震惊的西安事变，而更加意外的是，1937年年初他就被无罪释放。

团长古城杀妻案

顾顺章叛变“有功”，却并未得到重用。在中统头子徐恩曾看来，他毕竟是从中共叛变而来，不委以重任，不赋予重要实权，招致顾顺章不满。顾顺章跟军统头目戴笠眉来眼去，更使徐恩曾恼怒。这样，徐恩曾以“不服从命令，企图别树一帜”的理由，下令处死了顾顺章。

孔祥熙宣布：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集中掌控货币发行权，发行法定统一货币，简称“法币”。

胡焕庸提出“胡焕庸线”，即“黑龙江瑷珲-云南腾冲”，中国人口96%在此线东南

11日，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到达湖南通道县城。

中央负责人之间在红军战略行动方向上发生了重大的争论——是北上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还是西进转向贵州建立川黔根据地。

博古、李德仍旧主张北上湘西的方针，而毛泽东提出红军必须西进。

周恩来和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李德见没有多少人听他的，愤然离开会场。

北上的路上，有蒋介石早已布下的五六倍于红军的重兵，去那里就等于钻进蒋介石的口袋，红军必亡无疑；西进，则是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山区，红军可以摆脱围追堵截，得以生存。

王耀武率部在皖南谭家桥与红十军进行遭遇战，激战终日。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在此役中牺牲，红二师师长胡天桃被俘。经过这次战斗，迫使红十军不得不重返赣东北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