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式。

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

7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写的大字报。

陈伯达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主持起草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该文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8日，全会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决定”以尖锐的语言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9日，全国主要报纸全文刊登，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其“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地位。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会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增加了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改组后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排列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刘少奇由原来排列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会议标志着毛泽东与刘少奇路线的公开决裂。刘少奇在会上多次承认错误，而林彪则在会后赶回北京，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陶铸在会后一度成为“第四号人物”，但随后被打倒，陈伯达的地位进一步上升。

会议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在全会以后，却以极不正常的方式公布林彪为副主席，原来的几位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不再以副主席冠之。

18日，毛泽东亲自在天安门广场出席了首都百万群众“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并首次接见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群众代表。

16日，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武汉三镇，正在遭受批斗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立刻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向毛主席求救。

结果，这封信被人扣押，20天后才辗转到达北京，毛主席看到信后，作出批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

8日，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给江青，他在信中告诉江青要发起“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告诉她自己性格中有奇怪的二重性：“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取消了高考招生，在读的大中学校的学生，停课闹革命，不少地方涌动着免费大串联的身影。以大中学生为主的红卫兵运动迅速蔓延全国。

5月底，经邓小平推荐，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被调往北京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取代了刚刚被打倒的彭真的工作。

6月1日，陶铸从广州飞往北京，走马上任。

社论经陈伯达修改、审定，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题，发表在6月1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陈伯达认为1966年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的其实是毛泽东，他只是执行者而已。）

同日，经毛泽东批准，新华社播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经康生授意）写的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向全国广播。 从此“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

31日，陈伯达授意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三人起草当晚上版的社论草稿。三人根据陈伯达讲述的社论大意，调整串联成文《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由于通过这一天是5月16日，因而这个通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在会前让陈伯达等人起草的，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后定的稿。《通知》认为：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军到文化领域各界，都已混进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一俟时机成熟，就要夺取政权。

17日，《“五一六通知”》便赫然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以《“五一六通知”》为标志，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了序幕。

25日，即在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闭幕的头一天，在康生及其妻子曹轶欧的授意、策划下，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矛头指向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公开攻击他们搞修正主义。

6月1日，毛泽东指示康生和陈伯达：“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

就在北京大学的大字报贴出去后没几天，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便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符合《“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夺权、造反之风，也从这里蔓延开来。

在中国科学院的刊物《科学通报》第十七期上，陈景润宣布他已经证明了（1+2），即证明了任何一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一个素数加上顶多是两个素数的乘积，简称“1+2”。

从1920年数学家布朗证明“9+9”和1966年陈景润攻下“1+2”，历时46年。

16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个《通知》，提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因此，必须“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随后，一场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

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定论，说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是新中国成立后遭到的“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因而必须彻底否定。

中央专门发出文件，要求到1970年全国人口控制在8亿，各级领导在抓生产的同时要认真抓好计划生育，并说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大事”。

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起不小震动，也有争议。

18日上午11时，中华民国最后一任总统李宗仁乘飞机飞抵上海虹桥机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迎接。

20日，李宗仁回到北京。

26日，毛泽东严厉批评卫生部已经不是人民的卫生部，还是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者“城市老爷卫生部”比较好。毛泽东指出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他说，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高中毕业生学3年就够了，主要是在实践中学习提高。

毛泽东指示，城市里的医院留一些刚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就行了，其他都到农村去。于是城市医生下乡一时蔚然成风，中国的赤脚医生便应运而生了。

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废止了已经实行10年的军衔制度和实行13年的军官制，军官改称干部，并且开始按“减薪定级”后实行的国家机关行政干部的级别取酬。

17日，蒋介石在陆军官校召集军队基层干部，以“官校历史检讨会”的名义发表讲话，预备发动反攻；所有干部都预留遗嘱，台湾军方选择最适合登陆战发起的日子，打算趁涨潮一举抢滩。这种数十万人的誓师大会，可以说是“国光计划”的最高潮。

年初，毛泽东交给周恩来一项早已酝酿过的任务：撇开国家计委，重新组建一个“计划参谋部”（即“小计委”）。主要任务是摆脱计委机关的日常工作，集中到国务院，专心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研究战略问题。

身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陈伯达，“先后两次向中国科学院正式提出取消哲学社会科学部各研究所，遣散全体研究人员”。

曹聚仁得到确切消息，蒋经国近期将邀请他去台湾商量要事。得此消息，曹聚仁急忙先到北京面见周恩来。周恩来特意让曹聚仁转交给蒋介石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一纲四目”。

“一纲”指：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均按蒋介石意见处理。

“四目”指：

第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所有军政大事安排等均由蒋介石全权处理。

第二，所有台湾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中央政府拨付。

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

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17日，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向世界宣布：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16日下午3点，原子弹试爆成功。一批科学家和部队官兵，已经苦苦奋斗整整五年。

20日，毛泽东的秘书兼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就计划工作的方法问题与国家计委研究室副主任杨波作了一次长谈。谈话中，陈伯达就计划工作提出了四条意见，其中提出：第三线的建设，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赶快抓；在搞好第三线建设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搞好第一线和第二线；要改变拖拖沓沓的作风。

27日，正当各大区书记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毛泽东在此次谈话记录稿上批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此外，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

9日和11日连续成功发射了两枚“东方红二号”自制导弹。

"两弹"成功。

29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弹道式导弹发射成功。

此次成功，预示着我国发射自己的卫星成为可能。

27日，中法两国政府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中法建交被西方媒体喻为“外交核爆炸”。

西北铀浓缩厂在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后，生产出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铀产品。

法国宣布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成为第一个和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

24日，实验科研人员经过上千次的爆轰试验，终于爆轰出中子。

4日，苏共中央公布《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指责6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对监禁了8年的潘汉年做出终审判决，以“内奸”的罪名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潘汉年的夫人董慧是香港富商的千金，在抗战中来到延安参加了革命，与潘汉年结识之后结为终身伴侣。

“文革”中夫妇两人都被关进秦城监狱。因为潘汉年熟悉江青当年在上海的历史，他知道江青一定不会放过他。

潘汉年与夫人董慧

14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逐条阐述了两党在当代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原则分歧。 

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制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

“前十条”对 “四清”运动的任务、政策、方法作了规定，对农村形势作了“左”的估计，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党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

20日，中央把它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在党内传达。

1日，我国第一艘远洋货轮“跃进号”触礁沉没。

“跃进号”是我国第一艘国产的远洋货轮，载重量为15930吨。“跃进号”装载着玉米近万吨、矿产品和其他杂货3600多吨，于4月30日15时58分从青岛港外锚地启航，首航日本的门司和名古屋西港，开辟中日航线，结果初航即触礁沉没。

“跃进号”失事的原因表面上看是触礁，根本原因其实是航线制订得不适合。船长和船员只是“政治可靠”，专业技术却并不过关。

30日，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对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实行特赦。

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后，报上还发表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为他写的题词。随即，全国掀起了学习雷锋先进事迹的热潮。

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跑了11个省，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毛泽东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各省都不讲。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并未引起党内许多同志的高度重视。

为此，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说：“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他还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于3月1日发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