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日以后，陶铸失去了自由，被监禁在中南海原杨尚昆的住处。

同月20日左右，陶铸失去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力，其住处被派驻了四名警卫。

到了3月，陶铸遭受的迫害进一步升级。

4日，他们在人民大会堂东边会议室接见湖北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陈伯达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后，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后来变本加厉……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是的，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化革命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的新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陈伯达的这番话，为打倒陶铸定下了调子。这时候的陶铸就在隔壁房间里，竟毫无所知。

当天傍晚，北京的街头巷尾便出现了大量的传单、大字报、大标语，赫然印着醒目的新口号：“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晚上，首都数千名红卫兵和造反派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等新口号。

晚9时，中南海西门外响起了一片“打倒陶铸”的口号声。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广播着陈伯达的讲话。

几乎同时，急电发往全国各地。各大城市的红卫兵、造反派也连夜刷出大标语：“北京急电——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据曾志（陶铸夫人）回忆：直到深夜12点多，陶铸才回来。我把情况相告，他竟全然不知？！凌晨两点多钟，总理来电话告诉陶铸，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

陈伯达、江青、康生点起的“打倒陶铸”之火，迅速燃遍全国。

孔祥熙因心脏病发作在纽约病逝，时年87岁

24日，在“文化大革命”碰头会上，江青质问陶铸：“为什么不许批斗余秋里、谷牧（当时为国务院主管生产的负责人）？谁作梗？”陶铸说：“明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要订，是我不让斗。”江青、张春桥听后一起狂叫：“党内最大保皇派就是你陶铸！”陶铸凛然地宣布：“咎由自取，我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

4日下午，林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文革小组”借机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王力等人攻击陶铸用生产压革命（新中国成立后陶铸长期在广东从事地方工作，对革命和生产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着切身的体会。在经历过1957年至1959年期间的政治冲击生产的运动后，他一直强调“抓革命促生产”）。陶铸迫不得已地作了“检查”。

2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根据江青的授意给江青写信，指责陶铸。他在信中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的说法，是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关锋还在信中建议中央“密切注视，加以考察”。江青收到信后把信转送给毛泽东。

28日，在文艺界召开的动员大会上，江青发表讲话，她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她故意“忽略”了名列陈伯达之前的陶铸，而且她明明知道她的讲话将要印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言外之意，陶铸不是毛主席革命战线上的人，人们可以任意怀疑并进而打倒他。

2日，陶铸在中央组织部讲话时再次重申：“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作敌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他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25日，知道十一中全会内情的中央组织部三百多名干部，要求前往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送交决心书，表示坚决揭发、斗争刘少奇和邓小平，此举为陶铸阻止，他说“组织部组织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刘少奇，贴他的大字报，这种做法我不赞成”。

27日凌晨，一枚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弹头飞越了预定的距离，并精确命中目标。从这一天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确立了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地位！

1日（毛主席还未看到李达的求救信），陶铸就已经批复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将李达开除党籍的报告。

24日，李达含冤逝世，享年76岁。

毛主席曾经在李达去世时感慨：“他为党做出了许多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式。

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

7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写的大字报。

陈伯达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主持起草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该文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8日，全会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决定”以尖锐的语言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9日，全国主要报纸全文刊登，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其“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地位。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会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增加了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改组后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排列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刘少奇由原来排列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会议标志着毛泽东与刘少奇路线的公开决裂。刘少奇在会上多次承认错误，而林彪则在会后赶回北京，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陶铸在会后一度成为“第四号人物”，但随后被打倒，陈伯达的地位进一步上升。

会议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在全会以后，却以极不正常的方式公布林彪为副主席，原来的几位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不再以副主席冠之。

18日，毛泽东亲自在天安门广场出席了首都百万群众“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并首次接见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群众代表。

16日，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武汉三镇，正在遭受批斗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立刻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向毛主席求救。

结果，这封信被人扣押，20天后才辗转到达北京，毛主席看到信后，作出批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

8日，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给江青，他在信中告诉江青要发起“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告诉她自己性格中有奇怪的二重性：“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取消了高考招生，在读的大中学校的学生，停课闹革命，不少地方涌动着免费大串联的身影。以大中学生为主的红卫兵运动迅速蔓延全国。

5月底，经邓小平推荐，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被调往北京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取代了刚刚被打倒的彭真的工作。

6月1日，陶铸从广州飞往北京，走马上任。

社论经陈伯达修改、审定，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题，发表在6月1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陈伯达认为1966年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的其实是毛泽东，他只是执行者而已。）

同日，经毛泽东批准，新华社播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经康生授意）写的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向全国广播。 从此“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

31日，陈伯达授意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三人起草当晚上版的社论草稿。三人根据陈伯达讲述的社论大意，调整串联成文《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由于通过这一天是5月16日，因而这个通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在会前让陈伯达等人起草的，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后定的稿。《通知》认为：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军到文化领域各界，都已混进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一俟时机成熟，就要夺取政权。

17日，《“五一六通知”》便赫然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以《“五一六通知”》为标志，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了序幕。

25日，即在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闭幕的头一天，在康生及其妻子曹轶欧的授意、策划下，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矛头指向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公开攻击他们搞修正主义。

6月1日，毛泽东指示康生和陈伯达：“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

就在北京大学的大字报贴出去后没几天，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便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符合《“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夺权、造反之风，也从这里蔓延开来。

在中国科学院的刊物《科学通报》第十七期上，陈景润宣布他已经证明了（1+2），即证明了任何一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一个素数加上顶多是两个素数的乘积，简称“1+2”。

从1920年数学家布朗证明“9+9”和1966年陈景润攻下“1+2”，历时46年。

16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个《通知》，提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因此，必须“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随后，一场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

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定论，说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是新中国成立后遭到的“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因而必须彻底否定。

中央专门发出文件，要求到1970年全国人口控制在8亿，各级领导在抓生产的同时要认真抓好计划生育，并说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大事”。

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起不小震动，也有争议。

18日上午11时，中华民国最后一任总统李宗仁乘飞机飞抵上海虹桥机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迎接。

20日，李宗仁回到北京。

26日，毛泽东严厉批评卫生部已经不是人民的卫生部，还是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者“城市老爷卫生部”比较好。毛泽东指出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他说，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高中毕业生学3年就够了，主要是在实践中学习提高。

毛泽东指示，城市里的医院留一些刚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就行了，其他都到农村去。于是城市医生下乡一时蔚然成风，中国的赤脚医生便应运而生了。

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废止了已经实行10年的军衔制度和实行13年的军官制，军官改称干部，并且开始按“减薪定级”后实行的国家机关行政干部的级别取酬。

17日，蒋介石在陆军官校召集军队基层干部，以“官校历史检讨会”的名义发表讲话，预备发动反攻；所有干部都预留遗嘱，台湾军方选择最适合登陆战发起的日子，打算趁涨潮一举抢滩。这种数十万人的誓师大会，可以说是“国光计划”的最高潮。

年初，毛泽东交给周恩来一项早已酝酿过的任务：撇开国家计委，重新组建一个“计划参谋部”（即“小计委”）。主要任务是摆脱计委机关的日常工作，集中到国务院，专心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研究战略问题。

身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陈伯达，“先后两次向中国科学院正式提出取消哲学社会科学部各研究所，遣散全体研究人员”。

曹聚仁得到确切消息，蒋经国近期将邀请他去台湾商量要事。得此消息，曹聚仁急忙先到北京面见周恩来。周恩来特意让曹聚仁转交给蒋介石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一纲四目”。

“一纲”指：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均按蒋介石意见处理。

“四目”指：

第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所有军政大事安排等均由蒋介石全权处理。

第二，所有台湾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中央政府拨付。

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

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17日，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向世界宣布：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16日下午3点，原子弹试爆成功。一批科学家和部队官兵，已经苦苦奋斗整整五年。

20日，毛泽东的秘书兼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就计划工作的方法问题与国家计委研究室副主任杨波作了一次长谈。谈话中，陈伯达就计划工作提出了四条意见，其中提出：第三线的建设，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赶快抓；在搞好第三线建设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搞好第一线和第二线；要改变拖拖沓沓的作风。

27日，正当各大区书记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毛泽东在此次谈话记录稿上批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此外，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

9日和11日连续成功发射了两枚“东方红二号”自制导弹。

"两弹"成功。

29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弹道式导弹发射成功。

此次成功，预示着我国发射自己的卫星成为可能。

27日，中法两国政府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中法建交被西方媒体喻为“外交核爆炸”。

西北铀浓缩厂在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后，生产出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铀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