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机床厂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招收该厂52名平均年龄29岁的工人入学，学制为两年，毕业后仍然回到本厂工作。这个经验很快得到推广。

据统计，到1975年，全国“七二一工人大学”有1.5万多所，78万多学员。

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巡视大江南北。江青一伙在天安门召开了百万群众参加的“批斗刘、邓、陶大会”。几乎同时，在中南海内，一群彪形大汉闯进了陶铸的房内，二话没讲就把他押去开批斗会。在批斗现场，江青一伙架起摄影机，准备录好将来在全国放映。批斗大会上，几个打手按住陶铸的脑袋，要他低头认罪。他不屈地反抗，拼命把头昂起来。这场批斗会足足持续了三个小时。

自此以后，陶铸更显得虚弱不堪，但一个信念在支撑着他：一定要力争活下去！

“文革”开始后，身为运动员的容国团因为是从香港来的，被扣上了“特务嫌疑”的帽子。

20日，容国团写好了遗书：“我历史清白，不要怀疑我是敌人。请允许我最后一次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之后他把遗书放进口袋里，带上一条尼龙绳离开了。凌晨4点半，国家体委接到附近派出所的电话，通知他们在龙潭湖附近的养鸭房发现了一具悬挂的尸体。

“文化大革命”爆发，红卫兵去了蒋介石的老家溪口，炸毁了慈庵。蒋介石十分气愤，遂不再提及两岸商谈。

胡风再度入狱。

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彻底将陶铸抛了出来。

姚文元别有用心地歪曲原意，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将陶铸的《太阳的光辉》一文中的“太阳本身有黑点”几个字单独抽出来，大做文章。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都赞颂毛泽东为“红太阳”。姚文元说：“这不是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党和伟大的领袖吗？”他还把陶铸讲的精神生活要“做到大家心情舒畅”，诬为“舒舒服服地搞资本主义复辟”，是“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陶铸在书中谈到文艺创作时讲：“可以看好的方面，也可以看坏的方面……要允许作品中写缺点……不要给人家一个印象，似乎要歌颂人民公社，就要把人民公社说得一下子好得很了。”姚文元则栽赃说 “这是所谓写光明与黑暗‘并重‘对半反动理论的翻版”，是“暴露黑暗”论，如此等等。

姚文元的广播文章对陶铸的精神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他两眼发直，悲愤地自言自语说：“姚文元这是置我于死地啊！”这一夜，陶铸没合眼，在屋里徘徊着。第二天，他恢复了平静，就是在这一夜，他为自己在政治上做了最后的选择：斗争到底，绝不屈服！

第12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亦即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阅罢大怒，斥责社论为“大毒草”！因为“揪军内一小撮”，势必会使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

本来，首先应对此事负责的是《红旗》总编辑陈伯达，但是，陈伯达把责任推到了王力、关锋头上。

8月30日，王力与关锋同时下台——先是隔离审查，然后被押往秦城监狱。

晚年的王力

在“中央文革”的急先锋王力等人煽动造反派批斗陈毅，夺了外交部的大权后，周恩来取得毛泽东同意，决定把王力、关锋、戚本禹抓起来。

14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奉中央之命，以“中央代表团”成员名义抵达武汉。他们违反周恩来的指示，到处活动，发表明确支持某一派的言论，遭到被压制的另一派组织“百万雄师”的强烈反对。

20日，“百万雄师”一些人冲入武昌东湖谢富治、王力住处，要求与二人辩论。与此同时，武汉三镇数十万军民连续几天举行示威游行，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抗议风潮。七二〇事件

22日，江青对河南省群众组织讲话时，首次提出“文攻武卫”口号。（王力称江青是针对陈伯达的。因为陈伯达前一天提出，要收缴各个群众组织的武装。）

23日，“文攻武卫”口号登在《文汇报》上，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冲击军队、抢掠武器、枪支的事件不断发生。

22日，李立三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

17日上午8时20分，中国在新疆罗布泊上空的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1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简称“三支两军”决定）。

《决定》要求：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要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即“三支两军”。人民解放军先后奉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有280多万人。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指出：目前正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的当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

中旬，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几个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南海怀仁堂中央碰头会上，他们拍案而起，怒斥林彪、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一伙野心家。

在“二月抗争”中挺身而出的“三老四帅”──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人，不久就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

4日以后，陶铸失去了自由，被监禁在中南海原杨尚昆的住处。

同月20日左右，陶铸失去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力，其住处被派驻了四名警卫。

到了3月，陶铸遭受的迫害进一步升级。

4日，他们在人民大会堂东边会议室接见湖北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陈伯达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后，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后来变本加厉……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是的，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化革命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的新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陈伯达的这番话，为打倒陶铸定下了调子。这时候的陶铸就在隔壁房间里，竟毫无所知。

当天傍晚，北京的街头巷尾便出现了大量的传单、大字报、大标语，赫然印着醒目的新口号：“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晚上，首都数千名红卫兵和造反派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等新口号。

晚9时，中南海西门外响起了一片“打倒陶铸”的口号声。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广播着陈伯达的讲话。

几乎同时，急电发往全国各地。各大城市的红卫兵、造反派也连夜刷出大标语：“北京急电——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据曾志（陶铸夫人）回忆：直到深夜12点多，陶铸才回来。我把情况相告，他竟全然不知？！凌晨两点多钟，总理来电话告诉陶铸，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

陈伯达、江青、康生点起的“打倒陶铸”之火，迅速燃遍全国。

孔祥熙因心脏病发作在纽约病逝，时年87岁

24日，在“文化大革命”碰头会上，江青质问陶铸：“为什么不许批斗余秋里、谷牧（当时为国务院主管生产的负责人）？谁作梗？”陶铸说：“明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要订，是我不让斗。”江青、张春桥听后一起狂叫：“党内最大保皇派就是你陶铸！”陶铸凛然地宣布：“咎由自取，我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

4日下午，林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文革小组”借机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王力等人攻击陶铸用生产压革命（新中国成立后陶铸长期在广东从事地方工作，对革命和生产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着切身的体会。在经历过1957年至1959年期间的政治冲击生产的运动后，他一直强调“抓革命促生产”）。陶铸迫不得已地作了“检查”。

2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根据江青的授意给江青写信，指责陶铸。他在信中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的说法，是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关锋还在信中建议中央“密切注视，加以考察”。江青收到信后把信转送给毛泽东。

28日，在文艺界召开的动员大会上，江青发表讲话，她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她故意“忽略”了名列陈伯达之前的陶铸，而且她明明知道她的讲话将要印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言外之意，陶铸不是毛主席革命战线上的人，人们可以任意怀疑并进而打倒他。

2日，陶铸在中央组织部讲话时再次重申：“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作敌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他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25日，知道十一中全会内情的中央组织部三百多名干部，要求前往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送交决心书，表示坚决揭发、斗争刘少奇和邓小平，此举为陶铸阻止，他说“组织部组织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刘少奇，贴他的大字报，这种做法我不赞成”。

27日凌晨，一枚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弹头飞越了预定的距离，并精确命中目标。从这一天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确立了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地位！

1日（毛主席还未看到李达的求救信），陶铸就已经批复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将李达开除党籍的报告。

24日，李达含冤逝世，享年76岁。

毛主席曾经在李达去世时感慨：“他为党做出了许多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式。

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

7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写的大字报。

陈伯达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主持起草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该文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8日，全会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决定”以尖锐的语言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9日，全国主要报纸全文刊登，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其“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地位。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会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增加了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改组后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排列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刘少奇由原来排列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会议标志着毛泽东与刘少奇路线的公开决裂。刘少奇在会上多次承认错误，而林彪则在会后赶回北京，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陶铸在会后一度成为“第四号人物”，但随后被打倒，陈伯达的地位进一步上升。

会议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在全会以后，却以极不正常的方式公布林彪为副主席，原来的几位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不再以副主席冠之。

18日，毛泽东亲自在天安门广场出席了首都百万群众“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并首次接见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群众代表。

16日，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武汉三镇，正在遭受批斗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立刻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向毛主席求救。

结果，这封信被人扣押，20天后才辗转到达北京，毛主席看到信后，作出批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

8日，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给江青，他在信中告诉江青要发起“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告诉她自己性格中有奇怪的二重性：“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取消了高考招生，在读的大中学校的学生，停课闹革命，不少地方涌动着免费大串联的身影。以大中学生为主的红卫兵运动迅速蔓延全国。

5月底，经邓小平推荐，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被调往北京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取代了刚刚被打倒的彭真的工作。

6月1日，陶铸从广州飞往北京，走马上任。

社论经陈伯达修改、审定，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题，发表在6月1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陈伯达认为1966年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的其实是毛泽东，他只是执行者而已。）

同日，经毛泽东批准，新华社播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经康生授意）写的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向全国广播。 从此“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

31日，陈伯达授意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三人起草当晚上版的社论草稿。三人根据陈伯达讲述的社论大意，调整串联成文《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由于通过这一天是5月16日，因而这个通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在会前让陈伯达等人起草的，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后定的稿。《通知》认为：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军到文化领域各界，都已混进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一俟时机成熟，就要夺取政权。

17日，《“五一六通知”》便赫然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以《“五一六通知”》为标志，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了序幕。

25日，即在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闭幕的头一天，在康生及其妻子曹轶欧的授意、策划下，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矛头指向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公开攻击他们搞修正主义。

6月1日，毛泽东指示康生和陈伯达：“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

就在北京大学的大字报贴出去后没几天，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便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符合《“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夺权、造反之风，也从这里蔓延开来。

在中国科学院的刊物《科学通报》第十七期上，陈景润宣布他已经证明了（1+2），即证明了任何一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一个素数加上顶多是两个素数的乘积，简称“1+2”。

从1920年数学家布朗证明“9+9”和1966年陈景润攻下“1+2”，历时46年。

16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个《通知》，提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因此，必须“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随后，一场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

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定论，说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是新中国成立后遭到的“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因而必须彻底否定。

中央专门发出文件，要求到1970年全国人口控制在8亿，各级领导在抓生产的同时要认真抓好计划生育，并说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大事”。

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起不小震动，也有争议。

18日上午11时，中华民国最后一任总统李宗仁乘飞机飞抵上海虹桥机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迎接。

20日，李宗仁回到北京。